千载衡漳水，诗酒话东坡——苏东坡与衡水酒关系稽考

2026-01-16

作者｜陈廷佑

摘要：苏东坡与衡水酒的关联，是东坡文化与衡水地域文化交叉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苏东坡定州任上所作《中山松醪赋》为核心文献，结合其同期诗文、交游记载，辅以北宋历史背景、交通体系、河道变迁、酒文化发展等史料，从赋作文献价值、“衡漳”地望精准考证、苏轼赴定路径辨析、苏辙河事劄子旁证、宋代酒文化语境佐证等维度，多方稽考苏东坡赴定州任途中经衡水、饮衡水酒的可能性。研究认为，《中山松醪赋》开篇“宵济于衡漳”之“衡漳”，并非单一河道，实为北宋流经冀州、衡水、深州一带胡卢河与滹沱河的统称；苏轼沿“元祐官路”赴定途中曾夜渡此地，其对松醪酒的极致珍视与赋作的反复手书，暗含对衡水一带酒文化的情感投射与精神寄托。本文通过史料互证构建完整证据链，为苏东坡与衡水酒的关联提供文献支撑与逻辑依据，丰富东坡生平履迹研究及衡水地域文化的历史维度。

关键词：苏东坡；衡水酒；《中山松醪赋》；衡漳；北宋交通；宋代酒文化；深州河事

｜引言｜

苏东坡（苏轼，1037—1101）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造诣卓绝，人格魅力与处世哲学历久弥新，深受后世推崇与敬仰。作为一位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文人官员，苏东坡的生平履迹所及之地，皆将其纳入地域文化名片的核心范畴，衍生出丰富的文化研究议题与文旅IP。从眉山故里的三苏祠到杭州西湖的苏堤，从黄州赤壁的千古绝唱到惠州罗浮的岭南意趣，从徐州的黄楼治水到密州的超然台抒怀，每一处与苏东坡相关的印记，都成为地域文化与文学历史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后人对这位文化巨匠的无限追思与解读。

衡水作为河北南部重要的地域文化节点，地处华北平原腹地，衡漳水（今滏阳河、滹沱河流域）贯穿其境，既有“冀南水乡”的水文特质，又兼具中原文化与燕赵文化交融的地域品格。其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积淀，至北宋时期已形成成熟的酿酒工艺与独特的酒文化风貌，衡水酒作为中国名酒的雏形已然显现，承载着深厚的北方酒文化底蕴。而苏东坡是否曾至衡水、是否饮过衡水酒，这一问题不仅萦绕于东坡爱好者心间，更是衡水地域文化研究中亟待厘清的重要命题，直接关系到衡水酒文化历史脉络的梳理与东坡文化地域辐射范围的界定。

长期以来，学界对苏东坡生平履迹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任职时间较长、诗文留存丰富的地区，如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涵盖生平考证、文学解读、思想探析等多个维度。相较之下，对其赴定州任途中的短暂行程关注较少，关于其与衡水及衡水酒的关联，更是缺乏系统的史料梳理与逻辑考证，多停留在民间传说与碎片化推测层面。部分地方文化研究文献虽提及二者关联，但多以《中山松醪赋》为唯一依据，缺乏对地理、交通、河事、酒文化等多重史料的互证，论证力度不足，难以形成确凿结论。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是苏东坡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旧党失势，新党逐渐重返朝堂，朝中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苏东坡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多次贬谪的宦海沉浮，又遭遇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病逝的沉重打击，心力交瘁之下，坚决请求外放“重难边郡”，获旨出任定州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兵马总管。定州作为宋辽边境的军事要地，直面契丹骑兵威胁，战乱隐患频发，民生凋敝，条件艰苦，与京城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在这一特殊的人生境遇与任职背景下，苏东坡创作了名篇《中山松醪赋》，此赋开篇“始余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一句，以极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一段途中经历，为考证其赴定州行程提供了关键线索。

“衡漳”作为核心地理标识，其具体所指为何？苏东坡夜渡衡漳的时间、路线究竟如何？松醪酒与衡水酒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关联？这些问题的解答，均需结合北宋历史地理、交通体系、河事变迁及酒文化背景展开系统考证，而非仅凭单一文献主观推断。本文以《中山松醪赋》为核心文献，结合《宋史》《东坡全集》《栾城集》等正史与文集史料，辅以历代方志、年谱、酒学专著、考古资料及地方文献，采用史料互证、地理考证、逻辑推演、文化语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赋作价值解析、衡漳地望界定、出行路径辨析、苏辙河事旁证、酒文化语境佐证等方面，构建完整的考证体系，试图对苏东坡与衡水酒的关系作出明确回应，填补相关研究空白，为东坡文化与衡水地域文化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依据，同时为衡水酒文化的历史溯源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

一、《中山松醪赋》的文献价值与情感内核

1.1 赋体创作的特殊性与东坡的赋作态度

赋体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始于战国末期的楚辞余绪，兴于两汉，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虽不再是文坛主流，却仍被文人视为承载重大情志、彰显文学功底的重要载体。其兼具诗歌的韵律之美与散文的铺陈之妙，体制繁富、格律严谨、章法繁复，讲究“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既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驾驭能力，能以华丽的辞藻描摹事物、抒发情感，又需兼具思想深度，能在铺陈之中蕴含深刻的人生感悟与价值追求。正因如此，赋体创作需耗费大量心力与时间，历代文人唯有遇重大题材、深厚情志，觉诗词不足以承载其意时，方会择赋体创作，非寻常应酬敷衍之作，这一创作传统在唐宋文人中尤为凸显。

苏东坡一生创作颇丰，诗、词、文、赋各有成就，其文学创作打破了唐宋以来各体文学的界限，形成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相较于诗词文的海量创作，其赋作数量相对较少，现存完整赋作仅二十余篇，另有残篇数篇，然每一篇均为精心打磨之作，承载着其不同时期的人生境遇与精神追求，堪称其文学创作的“精华之作”。从早年应试时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虽为论体，却兼具赋家铺陈之风），到中年被贬黄州时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再到晚年赴定州任上的《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每一篇赋作均对应其人生的关键节点，凝聚着其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考，展现出不同时期的心态变迁。

其中，《赤壁赋》二篇以景喻理，将山水之美、历史之思、人生之悟融为一体，既抒发了身处逆境的苦闷，又彰显了超然物外的豁达，成为千古绝唱，奠定了苏东坡在宋代赋坛的地位；《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作为其晚年赋作的双璧，虽篇幅不长（均为三百余字），却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成为其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洞庭春色赋》为咏叹洞庭春色酒而作，《中山松醪赋》则为松醪酒而作，两篇赋作均以酒为核心意象，这一创作选择并非偶然，而是与苏东坡晚年的人生境遇、情感寄托密切相关。

元祐八年（1093年），苏东坡年届五十九，距其病逝仅七年，已然步入人生晚年。此时的他，历经宦海沉浮，先后遭遇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辗转流离数十载；家庭方面，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病逝，长子苏迈远仕，身边仅幼子苏过相伴，多重打击之下，其内心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慨与对世事的无奈。加之朝中党争愈烈，新党对旧党的清算即将开始，苏东坡深知自己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遂坚决请求外放“重难边郡”，希望能远离政治漩涡，在边地有所作为，同时寻求内心的安宁。获旨出任定州知州后，他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赴任之路，而定州的艰苦环境、边境的紧张氛围，更让他对人生的体悟愈发深刻。在这样的背景下，松醪酒的出现，成为他慰藉心灵、抒发情志的重要载体，而《中山松醪赋》的创作，便是他将这份情感与体悟诉诸笔墨的结晶。在定州任职不足半年的时间里，苏东坡不仅潜心研制松醪酒，反复调试配方、改良工艺，更专为这款酒撰写《中山松醪赋》，足见其对这款酒及其中蕴含的情志极为珍视，刻骨铭心。

1.2 苏东坡对《中山松醪赋》的极致重视

苏东坡对《中山松醪赋》及松醪酒的重视，远超寻常作品与器物，这种重视既体现在对松醪酒的日常珍视与推广上，更彰显于对《中山松醪赋》这一作品的反复打磨与传播中。一方面，他以松醪酒自遣、宴客，亦将其馈赠亲友僚属，赠后还赋诗记之，将松醪酒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之中。在定州任上，他常与僚属、友人宴饮松醪酒，借酒抒怀，缓解边地任职的苦闷；离定赴贬所途中，他仍随身携带松醪酒，在困顿之中以酒慰藉心灵；抵达惠州、儋州后，他还曾尝试复刻松醪酒的酿造工艺，虽因物产所限未能成功，却足见其对这款酒的执念。

另一方面，他对《中山松醪赋》这一作品自视甚高、爱不释手，多次亲笔书写赠予友人，成为其晚年书法创作的重要内容。彼时的苏东坡已在诗、词、文、赋、书、画领域自成一家，声名远播，其书法融合晋唐诸家之长，形成了丰腴跌宕、天真烂漫的独特风格，墨宝寸纸寸金，求字者络绎不绝。然其年过六旬，身患腿疾、眼疾等多种病痛，行动不便，视力亦受影响，却仍不辞辛劳，数年间手书《中山松醪赋》达数十幅，这一行为在其创作生涯中极为罕见。

时至今日，《中山松醪赋》的墨迹版本尚存多种，或双赋（与《洞庭春色赋》合书）或单赋，或行楷或行草，风格各异，却均展现出极高的书法造诣。其中，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为苏东坡晚年真迹，纸本，行书，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全文共六百八十余字，笔法圆润流畅，结体严谨端庄，兼具雄浑与秀逸之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品；另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山松醪赋》残卷，虽仅存部分文字，却仍能窥见其书法风采。这些墨迹版本的留存，印证了苏东坡对这篇赋作的偏爱，也说明其在当时便已广泛流传。

苏东坡一生佳作无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题西林壁》等诸多诗词流传千古、妇孺皆知，然除《黄州二首》墨迹传世外，其余诗词手迹寥寥，多为后人摹刻或记载，更无任何作品能如《中山松醪赋》这般，被他反复手书馈赠，倾注如此深厚情感。这种特殊的对待方式，足以说明《中山松醪赋》在其心中的独特地位，绝非普通应酬之作，而是承载着其晚年人生感悟与精神追求的核心作品。

1.3 赋作的情感内核与晚年精神寄托

宋代叶釐《爱日斋丛抄》载有一事，更能印证苏东坡对《中山松醪赋》的极致偏爱与情感寄托：“东坡顾谓叔党曰：‘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叔党苦谏，恐偏傍点画偶有差讹，或兆忧耳。坡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松醪赋》之谶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验生还也。”[3]叔党乃苏东坡之子苏过，彼时苏东坡已近晚年，正处于远谪儋州的途中，前路未卜，生死难料。在这样的绝境之中，他竟以生命为赌，凭记忆背写《中山松醪赋》，足见此赋在其心中的分量，已然成为其精神支柱。

《中山松醪赋》创作完成后不久，苏东坡旋即被贬英州，赴任途中再贬惠州，后又远谪儋州，晚年颠沛流离，境遇凄惨。在惠州，他身处“食无肉，居无室，出无友”的困境，却仍不忘抄写《中山松醪赋》；在儋州，他被流放至天涯海角，受尽蛮荒之苦，仍以《中山松醪赋》自勉，借赋中意境慰藉心灵。即便在遇赦北归途中，身患重病、命悬一线，他仍对《中山松醪赋》念念不忘，可见这篇赋作早已超越了普通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为其晚年精神世界的重要寄托。

深入解读《中山松醪赋》的文本内容，可清晰窥见其蕴含的复杂情感内核。赋开篇即回忆“始余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的途中经历，寥寥数字便勾勒出一幅深夜渡河、人喧马嘶的苍凉画面，既暗藏着赴边任职的艰辛，也流露出对前路的迷茫；继而描写松醪酒的酿造过程与品鉴之妙，“松膏作醑，酿以秫稻。空山之葛，炼以霜露。沃以姜桂，洎以蜜酒。夫子饮之，洞见肝肺”，以细腻的笔触展现松醪酒的独特风味，暗含对自然风物的珍视与对生活情趣的坚守；最后抒发情感，“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或骑麟而翳风，或被裘而负薪，岂若吾党之乐哉！”，以嵇康、阮籍等魏晋名士自比，既表达了对自由洒脱的追求，也暗含着对现实境遇的抗争与超脱。

赋作中既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悲怆与抗争的交织，亦有其对人生情趣的坚守与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开篇“宵济于衡漳”的回忆，既是对赴定州途中经历的真实记述，也是其对过往行程的情感锚点，而松醪酒则成为连接这段经历与情感的重要载体。可以说，《中山松醪赋》是苏东坡晚年人生境遇、情感状态与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每一个文字都承载着他的喜怒哀乐，每一段描写都蕴含着他的人生体悟。

从文献价值来看，《中山松醪赋》不仅是苏东坡晚年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更是考证其赴定州行程、与衡水地域关联的核心文献依据。其开篇“衡漳”二字及相关记述，为我们探寻苏东坡与衡水、衡水酒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同时，赋作中对松醪酒工艺、风味的描写，也为研究宋代北方酒文化、酿酒工艺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填补了相关史料的空白。

二、“衡漳”地望考证：衡水流域的历史地理定位

2.1 衡漳之名的历史渊源与含义

“衡漳”之名，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尚书·禹贡》，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重要地理标识，其记载贯穿于历代正史、方志、典籍之中，含义与所指随历史变迁而有所演变。《尚书·禹贡》载：“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此处的“衡漳”，是作为冀州治水的重要节点出现的，明确了其在古代黄河流域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衡漳”的含义，历代学者多有注解，核心观点趋于一致。《尚书详解》卷六载：“漳水横流入河谓之衡漳。衡即古横字，当从孔说。故苏氏按《九域志》：冀州有衡水县，即衡漳水，今长卢河即其故渎。”孔颖达《尚书正义》亦云：“衡漳者，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衡，横也。”由此可知，“衡漳”之“衡”通“横”，本义为漳水横流入黄河之处，是对特定水文现象的描述。随着历史变迁，黄河多次改道，漳水的河道也随之变化，“衡漳”的含义逐渐拓展，不再局限于“漳水入河处”，而是演变为对流经冀州、衡水、深州一带相关河流的统称，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

据河北省委老书记刘子厚《刘子厚回忆录》记载，1963年衡水遭遇特大洪灾，灾情严重，毛主席四次亲临视察灾区，在了解衡水的历史与灾情后曾言：“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18]毛主席的这一论断，精准概括了衡水的历史水文特征，也从侧面印证了“衡漳”与衡水地域的紧密关联——因该区域河流纵横交错、洪水频发，古人以“衡漳”命名此地河流，后逐渐形成“衡水”这一行政区划名称。从“衡漳”到“衡水”，名称的演变背后，是该区域水文地理特征的长期延续，也为我们考证“衡漳”的地望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宋时期，衡水为县，隶属于冀州，地处深州、冀州之间，行政区划虽屡有更迭，但核心区域始终围绕衡漳水流域。苏东坡创作《中山松醪赋》的元祐八年（1093年），衡水属冀州管辖，彼时深州州治设于李晏口（今河北省深州市前磨头镇一带），与衡水城隔河相望，相距仅十余公里，两地同属衡漳水流域，水文、地理环境高度相近。流经两地的河流，今名滏阳河，史载其别称繁多，有长卢河、胡卢河、葫芦河等，在北宋时期，这条河流与滹沱河在深州境内汇流，共同构成了衡漳水的主体水系，因此，北宋时期的“衡漳”并非单一河道，而是对特定区域内多条河流的统称，核心流域即为今日的衡水、深州、冀州一带。

需要特别厘清的是，古代文献中“漳水”常分为“清漳”“浊漳”，均发源于太行山脉，流经今山西、河北等地，与本文所论“衡漳”并非同一概念。清漳、浊漳主要流经河北南部的临漳、魏县一带，最终汇入黄河或卫河，而衡漳水则以胡卢河、滹沱河为主体，流经衡水、深州、冀州一带，二者虽同属黄河流域支流，却为两条独立的水系，地域范围截然不同。部分学者因混淆“漳水”与“衡漳”的概念，将“衡漳”地望误判为临漳一带，这一观点显然与史料记载不符，需予以纠正。

2.2 北宋衡漳水的流域范围与河道特征

滹沱河作为衡漳水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中国古代名河，其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古称虖池、滹池、恶池等，自《史记》《水经注》始定名为“滹沱”，沿用至今。在衡水、深州一带，民间俗称其为“葡萄河”，这一俗称的由来，既与河流蜿蜒曲折的形态有关，也暗含着当地百姓对这条河流的情感。《水经注·滹沱水》载：“滹沱水出代郡卤城县北泰戏山，东南流，径卤城县故城南……又东南流，径九门县故城西……又东南流，径新市城南……又东南流，注于泒水。”虽记载的河道与北宋时期略有差异，但足以说明滹沱河作为古河的悠久历史与流域规模。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权威著作，对衡漳水的河道变迁与流域范围有详细记载，其卷十四“衡水县·长芦河”条载明：“在县东，即横漳水也，亦曰胡卢河。旧自（深）州南流经县北，又东入武邑县境。今断续不常，涸溢无时，非复旧流也。”[4]这一记载明确了长卢河（胡卢河）与衡漳水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了其流经衡水、深州一带的历史轨迹，以及河道“断续不常，涸溢无时”的特征，这一特征与黄河改道对衡漳水的影响密切相关。

因衡水地处黄河下游流域，地势平坦，海拔较低，受黄河改道影响极大，衡漳水（胡卢河与滹沱河汇流后之名）的河道变迁频繁，水势湍急且极不稳定，水患频发，成为北宋朝廷治理河患的重点区域之一。北宋时期，深州属河北西路，冀州属河北东路，黄河自河南向北流经深、冀二州之间，再经河间府至天津入海，受黄河泛滥与泥沙淤积影响，衡漳水的河道多次改道，时而与黄河汇流，时而独立入海，时而干涸断流，时而洪水泛滥，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也成为朝廷关注的焦点。

《宋史·河渠志》作为记载北宋河事的核心史料，对衡漳水的流域范围、河道特征与治理情况有诸多记载，为我们考证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载：“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潦则塞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国御边之利也。”[2]这一记载明确了衡漳水在冀州与深州交界处的河道走向与水利功能，既体现了其作为河流的水文特征，也反映了北宋朝廷对衡漳水的利用与治理，将其与边防屯田相结合，凸显了其战略价值。

《宋史·河渠志》还载：“知冀州王庆民言：州有小漳河，向为黄河北流所壅，今河已东。乞开浚。诏外都水监相度而已。滹沱河源于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宁与御河合流。神宗熙宁元年，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宁军修新河。八年正月，发夫五千人，并胡卢河增治之。元丰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陈祐甫言：滹沱自熙宁八年以后，泛滥深州诸邑，为患甚大。诸司累相度不决，谓其下流旧入边吴宜子淀，最为便顺。而屯田司惧填淤塘泺，烦文往复，无所适从。昨差官计之，若障入胡卢河……”[2]这段记载详细梳理了北宋神宗时期衡漳水（滹沱河、胡卢河）的水患情况与治理过程，明确了滹沱河自真定流经深州，与胡卢河汇流，后与御河合流的河道走向，同时指出了深州为滹沱河泛滥的重灾区，进一步印证了深州在衡漳水流域的核心地位。

苏东坡赴定州上任的元祐八年（1093年），《宋史·河渠志》引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历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远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2]又载：“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沿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增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2]这些记载清晰地勾勒出北宋衡漳水的流域范围——以深州、冀州为核心，涵盖衡水一带，胡卢河与滹沱河在此汇流，为黄河与御河（大运河）的重要支流，受黄河影响河道多变，水患频发，且与沿边塘泺相连，兼具水利、漕运与边防功能。

2.3 衡漳流域的交通与战略地位

北宋时期，衡漳流域不仅是水文复杂的区域，更是连接河北东西两路与御河（大运河）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抵御辽金骑兵南下的天然防线，兼具交通价值与战略意义，成为北宋朝廷经营河北的核心区域之一。五代后周时期，朝廷便在李晏口筑城，设置防御工事，北宋建立后，为加强对河北边境的控制，将深州州治从旧州城（今深州市旧州村一带）迁于李晏口，核心原因便是看中其在衡漳流域的战略地位——既可依托纵横交错的河流构建水网防御体系，抵御契丹骑兵的快速推进，又可借助水路与陆路交通，保障边境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实现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管控。

从交通层面来看，衡漳流域地处河北腹地，陆路方面，有连接汴京与定州、契丹的官方驿道贯穿其境，即后文所述的“元祐官路”，这条驿道是北宋北方重要的交通干线，往来官员、商旅、军队络绎不绝；水路方面，胡卢河、滹沱河与御河相连，可通过水路直达汴京、河间、沧州等地，形成了“水陆兼备”的交通网络。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粮食、布匹、军械等物资，多通过这条交通网络运往边境各州，而衡漳流域的深州、衡水、冀州，便是这一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设有官方驿站、码头、仓储设施，保障交通与运输的顺畅。

苏东坡对冀州与衡漳水早有关注，并非首次接触这一区域。其《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云：“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涧之属，亦从而治。”（《东坡全集》卷四十八《杂策五首》）[1]这篇文章围绕古代治水方略展开，将衡漳水与江河淮泗、伊洛瀍涧等著名河流并列，可见其对衡漳水的认知与重视。此外，他在《皇叔叔曹赠洺州防御使封广平侯》《策别三》《猎会诗叙》《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文中，亦多次提及衡漳或冀州，足见其对该区域的熟悉程度。

苏东坡还曾为友人鲁有开（字元翰）作《东川清丝寄鲁冀州戏赠》一诗，诗云：“鲁人遗我东川绮，乃是蜀锦新样花。霜刀剪破云霞色，寄与东风吹鬓华。芳意含华怯摇落，绿云绕指须珍重。明日一杯春酒中，小窗风雨听如梦。”鲁有开当时任职冀州，苏东坡以蜀锦相赠，并赋诗戏赠，既体现了二人深厚的情谊，也从侧面说明他与冀州官员有密切往来，对冀州的情况较为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还为北宋宗室、深州团练使赵承训之孙赵叔曹撰写诰文《皇叔叔曹赠洺州防御使封广平侯》，文中明确提及“乃眷衡漳，夙为重地”，进一步印证了衡漳流域在北宋的战略重要性。由其撰文并书丹的《赵清献公神道碑》中，亦载赵抃“曾祖讳昙，深州司户参军”，这是目前所见苏轼作品中唯一直接提及“深州”二字的文献，虽仅为寥寥数字，却说明苏轼对深州这一区域有明确认知，并非陌生之地。

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苏轼记载司马光与宦官张茂则视察二股河堤坝时言：“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薪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于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此处将“恩、冀、深、瀛”四州并称，且与胡卢河关联，虽为苏轼转述司马光之言，却对本文考证至关重要，明确了深州在衡漳流域河事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也印证了深州、冀州、衡水一带同属胡卢河流域，构成了衡漳水的主体范围。

综上，北宋时期的衡漳水，实为胡卢河与滹沱河的统称，二河在深州境内汇流，流经冀州、衡水一带，受黄河改道影响，河道多变，水患频发。该区域既是连接河北东西两路与御河的交通要道，也是北宋抵御辽金的战略要地，常有朝廷官员前往巡查、治理河患，要害地段更设官兵驻守，保障交通与边防安全。苏东坡《中山松醪赋》开篇“始予宵济于衡漳”之语，并非虚指，而是对其赴定州途中经冀州、衡水、深州一带，夜渡滹沱河（胡卢河）的真实记述，这一记载为其与衡水地域的关联提供了铁证，也为我们探寻其与衡水酒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地理基础。

三、苏东坡赴定州路径辨析：陆路选择与“元祐官路”考证

3.1 北宋官员出行的惯例与苏轼的出行偏好

元祐年间，北宋朝廷内部党争愈烈，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之间的政治博弈达到白热化。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素来不满旧党对朝政的掌控，急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遂开始重用新党成员，对旧党官员进行排挤与打压。苏东坡作为旧党核心成员之一，虽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却也成为新党攻击的目标。在经历丧妻之痛与宦海失意的双重打击下，苏东坡深知自己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为远离政治漩涡，保全自身与家人，他坚决请求外放“重难边郡”，获旨出任定州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兵马总管。

关于此次外放，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外放实为“贬谪”，是新党排挤旧党的手段，定州作为边地，条件艰苦，远离京城，实则是将苏东坡排挤出权力中心；另有学者认为，此次外放是朝廷对苏东坡的“重用”，定州作为宋辽边境的军事要地，安抚使、兵马总管之职手握兵权，责任重大，朝廷选派苏东坡前往，是看重其治理能力与威望，希望他能稳定边境局势；还有学者认为，此次外放是苏东坡主动避祸的选择，他深知党争的残酷，不愿卷入其中，遂主动请求前往边地，寻求内心的安宁。无论何种观点，均可看出此次赴定州任，是苏东坡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其心境复杂，既有对京城的不舍，也有对边地的迷茫，更有对人生的感慨。

奇特的是，苏东坡素来喜以笔墨记录行踪心绪，无论是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还是任职杭州、徐州、密州，每一次出行途中，他都会留下大量诗文，记录沿途见闻、所思所感，这些诗文既为后人研究其生平履迹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展现了其文学创作的深厚功底。然而，此次赴定州千里之行，他却未留下片言只语记述途中见闻，仅在《中山松醪赋》中以“始余宵济于衡漳”稍作提及，其余行程细节均无记载，为后世考证留下了诸多悬念。这种反常的沉默，或许与他当时低落的心境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行程仓促、旅途艰辛，无暇动笔，亦或是途中经历过于深刻，难以用笔墨言说，只能寄托于《中山松醪赋》这一篇作品之中。

考诸北宋官员出行的惯例，官员赴任、离任、出使等远距离出行，多首选水路，这一惯例的形成，与北宋发达的水运体系、出行成本及舒适性密切相关。其一，从舒适性来看，北宋时期，陆路交通以车马轿行为主，道路条件有限，多为土路或石子路，遇雨雪天气便泥泞不堪，颠簸难行；而水路出行以舟船为载体，行驶平稳，可有效避免陆路颠簸之苦，尤其适合官员拖家带口出行，能为家人提供相对舒适的环境。其二，从实用性来看，舟中空间相对宽敞，可携带较多行李、书籍、衣物等物品，且能在舟中读书、写作、会客，不耽误日常事务与文学创作，这对文人官员而言，尤为重要。其三，从成本来看，水运成本低于陆路车马轿行，北宋时期，马匹、车辆价格昂贵，雇佣车夫、马夫的费用也不低，加之沿途驿站食宿开支，陆路出行成本极高；而水路出行，舟船租赁费用较低，且可沿河道直达目的地，减少中途中转的费用与麻烦，彼时不乏官员因无钱支付陆路盘缠，竟至无法赴任，甚至倾家荡产。

苏轼虽为官多年，历任多地知州、通判，却始终清廉自守，不贪赃枉法，家中并无巨额财富，因此也受北宋官员出行惯例的影响，出行多择水路。苏轼存世书简、诗文中，诸多记载印证了其对舟行的偏好，如《与王定国书》中云：“闻公犹在，亦须当轻舟往见也”；《与米芾书》中云：“君当扁舟过我，良佳”；《与秦少游书》中云：“无由陆去，见作舟行”；《赤壁赋》中亦有“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的记载；《与程正辅书》中云：“某已得舟，决归许如所教”等，不胜枚举。这些记载清晰地展现了苏轼对水路出行的偏爱，舟行已成为其远距离出行的首选方式。

其致姻亲黄师是的书简更具代表性，书中云：“某已决意北行，从子由居。但须令儿子往宜兴干事，舣舟东海亭下，以待其归，乃行矣。行期约在六月上旬，不知其时，使舟已到真否？或犹得一见于扬、楚间尔。穷途百事坎坷，望公一救之，亦参差如此，信有命也。犹欲仰干一事，为绝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间，每舟须添五人，乃济。公能为致此二十人否？乞裁之。可否，幸早示谕。此间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恃眷干挠，死罪！死罪！”[19]此封书简细致记述了苏轼对舟船、挽舟人的需求，从租赁舟船、确定行期，到招募挽舟人，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真实反映了北宋官员（尤其是贬谪官员）水路出行的实际状况，亦印证了其对舟行的依赖。

按其出行习惯，此次赴定州任本应首选水路，沿御河（大运河）北上，经沧州、河间府，再转至定州，这条路线既便捷又舒适，符合其出行偏好。然彼时御河（大运河）因黄河改道而淤塞，水路受阻，无法通行，这一点可从其弟苏辙的奏折中得以明确印证，也迫使苏轼不得不放弃水路，选择陆路赴任。

3.2 御河水路受阻的史料佐证

苏辙于元祐三年（1088年）——即苏轼赴定州上任五年前，上《论开孙村河劄子》云：“今河既西流，御河湮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5]此处“御河湮灭”，四字精准点明了苏轼赴任时水路不通的核心原因。御河作为北宋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南北的水运主干道，南起汴京，北至河间、沧州，贯穿河北腹地，兼具漕运、交通、灌溉等多重功能，对北宋的经济发展与边防稳定至关重要。御河的淤塞，直接导致南北水路交通中断，不仅影响了物资运输与商旅往来，也迫使赴河北、契丹任职、出使的官员不得不放弃水路，选择陆路。

御河淤塞的根源，在于北宋中期黄河的频繁改道。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此次决口规模巨大，黄河水流一改往日东流的态势，转而北流，泛滥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等地，最终由天津入海，形成了“黄河北流”的格局。此后，黄河在河北境内频繁泛滥，西岸堤坝屡决，水患不绝，大量泥沙被河水携带至下游，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村落，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更导致御河河道被泥沙淤塞，河床抬高，水运功能逐渐丧失。

为解决御河淤塞与黄河水患问题，北宋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回河派”与“北流派”两大阵营。“回河派”主张开挖河道，将黄河导回故道（东流），以彻底解决河北水患与御河淤塞问题；“北流派”则认为，黄河北流已成定局，人力难以挽回，强行回河不仅耗资巨大，且效果难以保证，不如顺应水流，加固堤坝，疏导河道，减少水患损失。两派争论不休，朝廷的河事政策也反复摇摆，时而推行回河工程，时而放弃，导致御河淤塞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直至苏轼赴定州任的元祐八年（1093年），御河仍处于淤塞状态，水路无法通行。

北宋时期，交通体系完备，朝廷高度重视水运发展，将水运视为“立国之本”之一。宋初即组织人力物力，疏浚河道、开辟航线、建造船舶，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水运网络，河北地区作为边境重地，更是水运发展的重点区域。即便普通百姓远距离出行，亦多择水路，舟船已成为北宋社会不可或缺的出行工具。

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兼具国防与边贸功能，朝廷在此大力发展水运，构建了完善的区域水运网络。沧州刺史何承矩提出“方田之策”，将河北北部的旱田改为水田、湖泊，辅以沟渠，形成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沧州泥沽海口，绵延九百里的“塘泺”防御带。这一防御带不仅能有效抵御契丹骑兵的快速推进，兼具军事防御功能，还能发展水运与灌溉，保障边境地区的粮食供应与物资运输，由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等机构共同管理，驻有戍卒、船舶，沿用至北宋末年，成为河北边境重要的水利与防御工程。

与此同时，朝廷还开凿多条河道，完善河北水运网络：于清苑县界开凿徐河、鸡距河，全长五十里，引河水入白河，打通了保定与北京一带的水运通道；自深州新砦镇开挖新河，引胡卢河水二百里抵常山（今河北正定），渠旁置水陆营田，兼顾漕运与御敌功能，既保障了物资运输，又能依托河道构建防御体系；因定州驻军众多，陆路运粮艰辛，耗费巨大，朝廷又凿渠三十二里，引唐河水由嘉山至定州城，保障了定州驻军的粮食供应，这条河道也成为定州境内重要的漕运通道。

这些举措的实施，使衡漳流域的水运曾一度极为便利，区域内的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多依赖水路。然受黄河改道这一不可抗力影响，御河淤塞后，南北水运主干道中断，区域水运网络虽仍在发挥作用，却无法连接南北，苏轼从汴京赴定州，需跨越千里，无法通过区域水运抵达，只能选择陆路出行。

3.3 陆路路线的两种可能性与“元祐官路”的确认

御河不通，苏轼赴定州只能选择陆路，而当时的陆路交通网络中，有两条路线可直达定州，均为北宋时期的官方驿道，具备通行条件，且沿途设有驿站、食宿设施，可保障出行需求。这两条路线分别为：一是苏辙北使所走的“元祐官路”（汴京—洺州—深州—瀛州—定州），二是经相州、邢州的“官马大道”（汴京—相州—邢州—赵州—栾城—定州），大致对应今日的大广高速与京广铁路方向。两条路线各有优劣，需结合史料记载、逻辑推演与苏轼的个人情况，明确其实际选择的路线。

首先，从“官马大道”的可能性分析。“官马大道”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南北官方驿道，南起汴京，北至契丹，途经相州（今河南安阳）、邢州（今河北邢台）、赵州（今河北赵县）、栾城（今河北栾城）、真定（今河北石家庄），最终抵达定州，这条路线道路平整、驿站密集、通行便利，是当时南北往来的首选路线之一，无论是官员出使、商旅往来，还是军队调动，多选择这条路线。

然苏轼赴定州千里之行，却未留下任何与这条路线相关的诗文记载。苏轼素来喜以笔墨记录行踪，即便贬谪途中，身处困境，亦佳作不断，此次赴定州任，虽心境低落，但沿途历经多个州府，不乏名山大川、历史遗迹，若走“官马大道”，必然会留下相关诗文。事实上，此次出行，他仅留下三首诗作：九月十四日雨中别苏辙的《东府雨中别子由》，诗中“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流露怅惘之情；《送乔仝寄贺君六首》，为送别友人之作，与行程无关；《次韵子由病起》，为问候弟弟苏辙病情之作，亦与行踪无关。其余二十余天、千里路程中的所见所闻、所遇之人、所感之事，均无一字记载，这种沉默与他以往的出行习惯截然不同，令人费解。

更为关键的是，栾城地处“官马大道”的必经之地，且与苏氏一族有着深厚的渊源。苏氏一族自称“赵郡苏氏”，苏轼之父苏洵、弟苏辙皆为栾城人，栾城是苏氏一族的故乡，设有苏氏祖茔与宗族亲友。若苏轼赴定州时走“官马大道”，必经栾城，按其为人处世与宗族观念，必然会下马停车，祭拜祖茔，缅怀先祖，拜访乡邻亲友，与族人团聚，且大概率会留下笔墨诗作，记录此次归乡之行。然翻遍《东坡全集》《苏轼文集》及相关史料，栾城境内无任何史料、遗迹可证明苏轼曾途经此地，甚至无一句提及栾城的文字，仅能“按常理推测”其可能途经，可信度极低。栾城的“无证”，恰为苏轼未走“官马大道”提供了有力反证，排除了这条路线的可能性。

其次，从“元祐官路”的可能性分析。“元祐官路”即汴京—洺州（今河北永年）—深州—瀛州（今河北河间）—定州一线，与今日的大广高速路线大致吻合，是北宋时期连接河北东西两路、通往边境的重要驿道。这条路线虽不如“官马大道”繁华，驿站密度略低，但道路条件良好，且能避开繁华地带，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与干扰，同时途经深州、冀州、衡水一带的衡漳水流域，与《中山松醪赋》中“宵济于衡漳”的记载相契合，是苏轼赴定州任的合理选择。

这条路线的核心依据，来自苏辙的河事记载与北使经历。苏辙曾以宰执之身出使契丹，多次途经河北地区，对河北的交通路线、地理环境、河事状况极为熟悉。其在多篇河事劄子中，多次提及深州、冀州、瀛州等地，明确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与通行状况，为我们考证苏轼的出行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辙第五篇河事劄子《乞罢修河司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中，详细记载了其出使契丹途中的经历：“臣寻被命出使契丹，道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以目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敌中，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并明确写道“臣昨过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数州之民，受害尤甚”[5]。此为苏辙亲至深州、洺州、瀛州的直接记载，且其“访以河事”“与吏民交谈”，说明他并非匆匆途经，而是在深州驿站休整，与地方官员、百姓深入沟通，了解当地的河患状况与民生疾苦，对深州的情况有切实的了解。这一记载不仅印证了深州为北宋北使官路的必经之地，更说明该路线具备完善的驿站与休整条件，可满足官员出行的需求，为苏轼沿此路线赴定州提供了通行层面的佐证。

此外，苏辙在《论黄河东流劄子》《再论回河劄子》等文中，多次将洺州、深州、瀛州、定州并称，且明确提及这些州府之间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印证了“元祐官路”的存在与通行状况。这条路线从汴京出发，经洺州进入河北西路，再经深州、瀛州，最终抵达定州，沿途贯穿衡漳水流域，与《中山松醪赋》中“宵济于衡漳”的记载完全契合。

结合苏东坡《中山松醪赋》中“宵济于衡漳”的记载、苏辙对“元祐官路”及深州、冀州的详细记载，以及苏轼未走“官马大道”的反证，可明确得出结论：苏轼赴定州任时，选择的是“元祐官路”，沿汴京—洺州—深州—瀛州—定州一线北上，途经深州、衡水一带，夜渡衡漳水（胡卢河与滹沱河汇流处）。这段深夜渡河的经历，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创作《中山松醪赋》的重要灵感来源，而沿途接触到的衡水松醪酒，则成为他慰藉心灵、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

四、古今异貌：北宋与今日华北平原水文农业格局对比

4.1 水文格局：从河渠纵横到水系萎缩

苏轼夜渡衡漳时所见的华北平原，是一幅河渠交织、水运通达的水乡图景，这与今日华北平原“缺水干旱、河道断流”的水文格局形成天壤之别。北宋时期，华北平原（尤其是河北中南部的衡漳流域）受气候条件与水利工程双重影响，水系密度远超当代，形成了以黄河为骨干、支流沟渠为脉络、塘泺湖泊为节点的完整水文网络，成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气候背景来看，北宋处于中国历史上“中世纪温暖期”的后期，年均气温较今日偏高1-2℃，降水总量充沛且时空分布相对均匀，为河流补给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宋史·五行志》中虽多有河北水患的记载，却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降水充沛、河流水量充盈的状况——庆历八年黄河商胡埽决口后，北流河道维持近百年，沿途接纳胡卢河、滹沱河、御河等支流，形成“大河奔涌、支流纵横”的水系格局，仅衡漳流域便有大小河道数十条，不仅滋养了沿岸农田，更构建了发达的水运网络。当时的胡卢河并非今日断续流淌的小河，而是“宽逾十丈、水深丈余”的通航河道，可承载漕船、客船往来，深州、衡水、冀州等地均设有码头，成为物资转运的重要枢纽；滹沱河则“水流湍急、流域广阔”，虽时常泛滥，却也为沿岸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与胡卢河汇流后，形成了衡漳水的核心水系，成为连接南北的水运要道。

除自然河道外，北宋朝廷为兼顾漕运、灌溉与边防，在衡漳流域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进一步加密了水系网络。前文提及的深州新河、定州唐河漕渠，以及贯穿河北北部的九百里塘泺防御带，共同构成了“自然河道为主、人工沟渠为辅”的水文体系。彼时衡水境内，不仅有胡卢河、滹沱河主干流贯穿，更有无数支渠、斗渠穿梭于村落农田之间，形成“村村有水、户户近河”的水乡风貌，这也正是苏轼能“宵济于衡漳”的重要前提——发达的水系使得夜间渡河成为常态，而非偶然境遇。

今日华北平原的水文格局，早已不复北宋时期的盛况，呈现出“主干流萎缩、支流断流、湖泊消亡”的衰退态势。气候变迁是重要自然因素，中世纪温暖期结束后，华北地区年均气温回落，降水总量减少且集中于夏季，河流自然补给能力大幅下降。更关键的是人为因素的长期影响：明清以来黄河多次改道南流，彻底脱离河北境内，衡漳流域失去了最大的水源补给；人口激增导致围河造田、过度开垦，大量支渠、湖泊被填埋，水域面积锐减；近代以来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导致地表河流渗漏加剧，即便作为主干流的滏阳河（胡卢河故道），也时常出现断流现象，仅能依靠人工调水维持部分河段水量。如今的衡水、深州一带，除少数人工水库与季节性河流外，已难觅北宋“河渠纵横、水运通达”的踪迹，“冀南水乡”仅存于史料记载与民间记忆之中。

4.2 农业格局：从稻米飘香到旱作主导

水文格局的巨大差异，直接塑造了北宋与今日华北平原截然不同的农业生产格局。北宋时期衡漳流域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黄河泛滥淤积而成），为水稻种植提供了绝佳条件，形成了“稻米飘香、渔农共生”的农业风貌，与今日以小麦、玉米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形成鲜明对比。

北宋时期，衡漳流域是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这一点可从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宋史·食货志》载，河北西路“缘边屯田，仰给于漳、滹沱之水，种稻以足军食”，明确指出深州、冀州一带的屯田以水稻种植为主，且主要依赖衡漳水灌溉。前文提及的深州新河、胡卢河水利工程，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灌溉稻田，朝廷甚至专门设置“屯田司”管理水稻种植与粮食储运。苏轼在《中山松醪赋》中提及“酿以秫稻”，此处的“秫稻”即糯稻，正是当地盛产的粮食作物，也从侧面印证了衡水一带水稻种植的普遍性——松醪酒以糯米为原料，若当地不产水稻，难以大规模酿造并成为待客佳酿。

除水稻外，北宋衡漳流域还形成了“稻麦轮作、渔牧兼顾”的多元农业模式。充足的水资源不仅支撑粮食种植，更带动了渔业、副业的发展，沿岸百姓“以河为田、以渔为业”，形成了独特的水乡农耕文化。当时的冀州、衡水，既是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也是渔业发达之地，水产品与稻米共同构成了当地百姓的主要食物来源，这与北方传统旱作农业区域“以麦为食、以畜为辅”的模式截然不同。

今日华北平原的农业格局，已彻底转向旱作主导，水稻种植仅局限于少数有稳定灌溉条件的区域，规模远不及北宋时期。这一转变的核心仍是水资源短缺——随着河渠萎缩、地下水枯竭，大规模水稻种植所需的灌溉水源无法保障，农民不得不放弃需水量大的水稻，转而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耐旱作物。如今的衡水、深州一带，农业生产以冬小麦与夏玉米轮作为主，成为华北平原典型的旱作农业区，“稻米飘香”的景象仅能在少数人工稻田或农业示范园见到，已非区域农业的主流。

此外，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尤为显著。北宋时期，衡漳流域依托发达的水系，形成了“自流灌溉为主、人工提水为辅”的灌溉模式，农业生产与自然水文紧密结合；今日华北平原的旱作农业，高度依赖机井灌溉与化肥、农药投入，虽提高了粮食产量，却也加剧了地下水超采与生态环境压力，与北宋时期“靠水而作、顺应自然”的农耕理念形成鲜明反差。

4.3 格局变迁的根源与文化记忆的留存

华北平原从北宋“河渠纵横、稻米飘香”到今日“缺水干旱、旱作主导”的格局变迁，是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脉络是“水文体系衰退—农业模式转型—地域风貌重塑”。自然层面，气候周期性变化导致降水与气温波动，黄河改道彻底改变了区域水源补给格局，为水系萎缩埋下伏笔；人类层面，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历代王朝的水利政策导向、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共同加速了水文与农业格局的转变，使得千年间的地域风貌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这种格局变迁，不仅改变了华北平原的自然与生产面貌，更深刻影响了地域文化的传承与记忆。苏轼“宵济于衡漳”的经历，若置于今日的水文环境中已难以想象；《中山松醪赋》中“酿以秫稻”的原料来源，也与当下的农业生产格局相悖。然而，这些史料记载与文学作品，为我们留存了北宋时期衡漳流域的鲜活风貌，成为追溯地域文化根源的重要载体。衡水酒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虽如今酿造原料已转为高粱等旱作作物，但其酿造技艺的传承，仍暗含着对北宋时期“依水酿酒、以粮为基”文化传统的延续。

厘清北宋与今日华北平原的水文、农业格局差异，不仅有助于更精准地理解苏轼“宵济于衡漳”的历史语境，还原其赴定州途中的真实境遇，更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地域环境的动态演化特性。千年岁月中，衡漳水的河道虽已变迁、稻田虽已消失，但苏东坡与衡水酒的文化关联，却在史料与传说中得以留存，成为连接古今地域文化的精神纽带，也为今日衡水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叙事视角。

五、结论

本文以《中山松醪赋》为核心文献，结合正史、文集、方志等多重史料，通过史料互证、地理考证、逻辑推演等方法，对苏东坡与衡水酒的关联及相关历史语境展开系统稽考，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其一，《中山松醪赋》开篇“衡漳”并非单一河道，而是北宋时期流经冀州、衡水、深州一带胡卢河与滹沱河的统称。这一区域因黄河改道形成了“河渠纵横、水运通达”的水文格局，兼具交通与战略价值，为苏东坡夜渡之行提供了地理前提。历代对“衡漳”的注解及《宋史·河渠志》《读史方舆纪要》等史料，均印证了其核心流域与今日衡水、深州、冀州一带的对应关系，纠正了将“衡漳”误判为临漳一带清漳、浊漳水系的认知偏差。

其二，苏东坡赴定州任时，因御河淤塞无法选择偏好的水路出行，最终沿“元祐官路”（汴京—洺州—深州—瀛州—定州）北上，途经衡水、深州一带并夜渡衡漳水。这一结论可通过三重证据佐证：苏辙北使经历与河事劄子明确了该路线的通行状况及深州、冀州的节点地位；苏东坡未途经栾城（苏氏故里）的“无证”反证其未走“官马大道”；《中山松醪赋》中“宵济于衡漳”的记述与该路线途经衡漳流域的地理特征完全契合。

其三，苏东坡所咏松醪酒与北宋衡水酒存在深厚的地域文化关联。北宋衡水一带水稻种植普遍，《中山松醪赋》“酿以秫稻”的记载印证了当地具备酿造松醪酒的原料基础；衡漳流域发达的水系与酿酒历史，为松醪酒的酿造提供了工艺支撑。苏东坡对松醪酒的极致珍视与《中山松醪赋》的反复手书，不仅是晚年精神寄托的体现，更暗含对衡水一带酒文化的情感投射，其对松醪酒的复刻尝试，也印证了这款酒在其心中的独特地位。

其四，北宋与今日华北平原水文农业格局的巨大差异，为解读《中山松醪赋》提供了关键语境。北宋处于中世纪温暖期，降水充沛且水利工程完备，衡漳流域呈现“稻米飘香、渔农共生”的农业风貌，与今日“缺水干旱、旱作主导”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变迁是自然演化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衡水酒作为地域文化活化石，其酿造技艺的传承仍延续了北宋“依水酿酒、以粮为基”的文化基因。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构建“文献解读—地理定位—路径考证—文化溯源”的完整证据链，为苏东坡与衡水酒的关联提供了确凿的文献支撑与逻辑依据，填补了学界对苏东坡赴定州途中短暂行程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东坡生平履迹研究及衡水地域文化的历史维度。同时，对衡漳水系、元祐官路、北宋华北平原农业格局的考证，也为宋代历史地理、交通史、酒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

局限之处在于，因苏东坡赴定州途中未留下更多诗文记述，对其夜渡衡漳的具体时间、在衡水停留的细节等信息尚无法精准考证；关于松醪酒与今日衡水酒酿造工艺的直接传承关系，仍需更多考古资料与酒史文献佐证。未来可结合考古发现与地方文献，进一步深挖衡水酒文化与东坡文化的融合点，为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提供更丰富的叙事素材。

参考文献

［1］苏轼. 东坡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