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奇功 民族脊梁

——纪念钱三强诞辰 111 周年

文 / 钱汉东

钱三强

钱三强（1913 年 10 月 16 日—1992 年 6 月 28 日），原名钱秉穹， 出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 的创始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 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钱三强于 1932 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1936 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 业；1937 年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40 年 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 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 奖；1947 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得法 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 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0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1 年接任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4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 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 年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8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 成员和副院长；1978 年至 1982 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92 年6 月28 日， 在北京病逝，终年 79 岁；1999 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三强早年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 的倡导者。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

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是一位满怀赤诚之心的伟大爱国者。钱三强与钱学森、钱伟长，被周总理称之为中国科技“三钱”；他们为伟大祖国的蓝天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是共和国的功臣。“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钱三强一生历经无数的曲折磨难，但他不屈不挠地践行着他曾经立下的誓言。今年是钱三强诞辰110周年，我想写写我所知道的钱三强，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

钱三强（1913—1993年），原名钱秉穹，浙江湖州人，生于浙江绍兴，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先生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也做成了不少大事的人。这不是夸张，是我消化了这几十年的材料，综合他的一生得出来的。”在钱三强身边担任了16年秘书的葛能全概括得很精确。2013年10月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女士来沪访问，我与钱三强的儿子钱思进兄一同接待她，她深情地对我说：“我母亲（即约里奥-居里夫人）多次夸奖她的中国学生钱三强聪明热情勤奋，是一个会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今年6月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通信对象包括约里奥-居里夫妇、鲍威尔、李约瑟、梅贻琦、郭沫若、胡适、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等诸多科学文化界名人，不少内容对还原中国科技发展历程，颇具史料价值，字里行间洋溢着老一辈科学家报效祖国、奋发图强的拳拳赤忱。

钱三强与父母合影。

名门望族大影响

钱三强出生于江南的书香门第，为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第三十三世孙裔，与钱学森同辈分。武肃王实行保境安民，筑塘修渠、发展农桑之策，把江南打造成人间天堂，其孙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避免生灵涂炭，远离战祸，实现祖国统一，造福民众。宋人将钱姓排在百家姓仅次于赵宋皇帝的第二家，可见钱王深得民众拥戴。一本《钱氏家训》在钱氏家族中广为流传，是钱家的传家宝，很多名人称传世经典《钱氏家训》造就了钱氏人才辈出。如今《钱氏家训》已被评为我国第一部家训类国家非遗项目，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期刊的轮流编辑之一，还是中国现代思想家。鲁迅要是没有钱玄同的紧盯催稿，可能还沉迷于研究金石与碑帖，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或许与世无缘了。1917年8月，钱玄同去周家拜访，劝说周氏兄弟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把稿子送来了，但周树人却一直没有动静。钱玄同又来到周家居处的补树书屋，与他们进行了一场谈话。钱玄同的劝说富有激情，要打破铁窗户，唤醒劳苦大众。正是这场畅谈，打动了周树人，令他不再沉默，而是拿起了笔杆子，写出了《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钱玄同出生在清朝光绪年间，他的父亲是旧时代的一个官吏。钱玄同从小就讨厌繁琐的封建礼节，因此在后期他成为反对旧礼教的先锋人物。尽管钱玄同身边的不少人都倡导三妻四妾，哪怕很喜欢自己的妻子，但还会养一些小妾，绵延自己的子嗣。钱玄同的发妻身子骨羸弱，总是病恹恹的，朋友劝其纳妾，他拒绝了，并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钱玄同老家在浙江，因为工作的关系，一家人都搬到了北京居住。钱三强出生时，取名钱秉穹。这里寄托着钱玄同对儿子的祝福与期望，一方面希望他能够保持秉性纯良，一方也希望他能遨游苍穹，光宗耀祖。

少年时期，钱秉穹在教育家蔡元培校长创办的孔德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比较开明的现代学校，设置了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希望学生在各方面得到发展。钱三强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13岁就成为班上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在比赛中的顽强拼搏和团队意识，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一次，有一位体质比较瘦弱的同学给他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戏称当时还叫“秉穹”的同学为“三强”。这封孩子之间互喊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玄同看见了，他认为“三强”这个名字很好，通俗易懂，并勉励儿子争取“德智体”全都强。钱秉穹最初并不接受父亲的意见，认为将外号当作自己的名字，有点像儿戏了。但最终还是被父亲劝服，从1926年起正式改名为钱三强。

钱三强17岁时考上了北大的预科生。当时上课回答问题都得用英文，而钱三强只学过语，对英文一窍不通。父亲钱玄同问他，真的要去读北大的预科班吗？钱三强认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哪怕再大困难，也应努力克服！父亲听后大为感动，告诉钱三强：你是属牛的，牛是最能吃苦的动物，你一定要学着牛的精神！

1932年钱三强考入清华物理班，考入时班里有28人，等到写毕业论文时仅剩10人，当然，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何泽慧名列其中。1936年从清华毕业后，钱三强听说可以公费留学，于是去参加留法考试，先后考了物理、数学、外语(法文、英文两种答卷任选)和语文四门课。等到最后考完语文，钱三强心里发凉了，一篇用白话作，一篇要用文言作。写文言文正是他的先天不足，他觉得赴法留学可能要成为泡影。但考试委员会认为他的文言文写得不大好，物理数学成绩却比较好，经过平衡后还是选送了钱三强。此时的钱三强颇为纠结：父亲患上了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他一方面想要出国留学，一方面又舍不得自己的父亲。父亲钱玄同发现了儿子的担忧，便劝说道：“你去国外学习科学，到时候对国家是有用的，你一定要像牛一样努力学，到时候回来报答国家。”钱玄同还为钱三强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牛是因为钱三强属牛，钱玄同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拥有着牛那样吃苦耐劳的精神。自从钱玄同写了四字寄语后，钱三强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去国外时带上，回国后也带着，这幅作品陪伴他近六十年，在他逝世后又被刻在了墓碑上。

1958年8月，钱三强陪同国家领导人和外宾参观原子能研究所。前排左起：钱三强、西哈 努克、周恩来、陈毅、贺龙。

“从牛到爱”志报国

在家庭的影响下，钱三强从小立有大志，心怀天下，忧国忧民。1929年春，年仅16岁的钱三强发现学校图书馆进了孙中山的著作，他随即借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聚精会神地阅读，令他格外向往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未来中国建设的“实业计划”，如港口建设、铁路建设等。而这时，他班上的不少同学却在父母安排下，早早地做着各自的升学计划。

1937年，钱三强考取公费留法，成为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研究生。钱三强在巴黎受到了当时世界顶级导师的指教，他高兴地写信告诉父亲。父亲钱玄同复信道：“你在国外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父亲对你的期望。登到科学的高峰后，记得振兴中华！”在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期间，除了研究物理外，他还主动帮忙承担化学方面的工作，所有的实验技术钱三强都愿意学，所有的实验钱三强都乐意做。“从牛到爱”，钱三强牢记父亲的嘱咐，为把在法国学到的技术带回国内运用，一直奋发努力着。

1940年，在德军即将占领巴黎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钱三强获得了法国理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根据导师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的意见作了修改，并由导师推荐发表在权威的法国物理学会的《物理学与镭学学报》上，当年还获得居里-卡内基研究奖学金，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还享有独立研究的机会。他作为学生还有幸在小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见证了核裂变这一划时代的发现。

1940年冬季，巴黎吃紧，法国各界的抵抗运动十分活跃。纳粹德国以搜捕犹太人的名义疯狂镇压抵抗者，逮捕、拷打或杀害的事件屡屡发生。盖世太保不择手段地在知识界策反一些有野心、贪私利的叛变者为他们效忠，企图破坏抵抗运动。这期间，钱三强经历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天，约里奥实验室突然闯进几个德国人，指名道姓要他交出一个在这里工作的犹太人。其实，那个犹太人在巴黎沦陷前已逃往英国，留有他的一个妹妹没来得及带走，在约里奥的实验室做杂工。风声紧张，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将她藏到居里实验室一个不易察觉的地方。此事钱三强知道，他与那位去英国的犹太同事熟悉，和他的同事的妹妹也有过接触。当闯进实验室的德国人气势汹汹地逼问钱三强“犹太人藏在哪里”时，钱三强从容地回答:“早已逃到英国去了，其他什么也不知道。”德国人在实验室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实在找不出破绽，只好怏怏而去。第二天，伊莱娜派人秘密送犹太姑娘到乡村当挤奶工去了。钱三强临危不惧，保护了犹太姑娘，成为佳话。

又有一天，钱三强做实验需要寻找一截电线，他在放杂物的柜子里顺着电线扯出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他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里面是老师约里奥的入党材料和化名电器工程师的假护照。谁都知道，在那恐怖环境里，要当一名“共产党员”等于自寻绝路。可贵的是，约里奥在1942年已这样做了，他为了法国的解放和自由，随时准备献身。钱三强清楚地知道这些材料的危险性，它万一落到德国特工或者法奸手里，老师必遭杀身之祸。略作思考后，他并不冒失地惊扰约里奥，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材料放回原处，并在杂物柜内做了一番巧妙伪装，使外人更不容易发现它。同时，他有意识地加强了暗中保护，警惕外人进到实验室。过了几天，钱三强再查看杂物柜时，发现纸包不见了，实验室安然无恙，他这才放心。对此事，钱三强和约里奥心照不宣，守口如瓶。直到1952年3月底，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主持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特别会议，钱三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在会上，钱三强提起当年在实验室里见过约里奥秘密加入法共(他的党员身份已于1948年公开)的材料，约里奥接下话说：“我知道这一点。你还帮我把材料藏得更难找了。”钱三强听后一愣，对约里奥的细心感到惊异；里奥笑说:“在我取走材料时，发现这一切，我想准是你干的。”从这两件大事中，可见钱三强的过人智慧和诚朴品格。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晚按照中国传统在“东方饭店”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晚宴。约里奥-居里夫妇出席并致辞祝贺。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科技夫妇，比翼双飞。他们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约里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科技大会上宣布：这二战以来“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是由两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和两位法国青年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此事引起了物理界的关注，也奠定了钱三强与何泽慧作为核物理学家的崇高地位。“从牛到爱”，在国外学习期间，钱三强从未忘记父亲送他的期许。1948年，钱三强已成为法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导师，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薪和安逸，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到了贫困的中国，立志为祖国的复兴事业而奋斗。

回国后，钱三强成为全国青联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并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他还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定委员会”的委员。在审定国徽时，钱三强曾指着一张国徽的图样说：“这个白底红星的国徽很容易与其他国家的相混。”当时，郭沫若又拿出一张绘着蓝条和五星的国旗图案征求大家意见，钱三强想了想说:“改黄色，我国长江、黄河都是黄色的嘛。”经过反复讨论，委员们一致同意国旗上的五星应为黄色的。参与起草“科代会筹委会”是钱三强回国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他们向即将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提出“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竺可桢在日记中说，“科学院早期建设钱三强实为灵魂。”

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国前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留念。

调兵遣将试核弹

放射化学家杨承宗由法国回国并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约里奥-居里1951年10月会见杨时，对他说：“你回国后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杨回国后即把这些话告诉了钱三强。随后，钱将约里奥的话先后报告了丁瓒和胡乔木。钱三强不仅把这句话转告毛主席，而且帮助祖国实现了拥有原子弹、氢弹。钱三强曾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的23人中，有15位是回国后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

1954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这使中国研发原子弹成为可能，共和国的领袖们为之振奋。去年我在青海原子城参观，见到了当年向毛主席展示发现的第一块黑灰色铀矿。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钱三强、李四光等商议如何面对美国核威胁的问题。周总理把目光投向钱三强：“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带来的话，‘你们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第二天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毛主席与钱三强、李四光等亲切握手，认真听取钱三强等专家介绍。只见钱三强走到盖革计数器前，那里突然发出“咯啦”的声响。随后钱三强掏出放射源说，这是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为支持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送的。共和国领袖们纷纷向钱三强投去期盼的目光。钱三强信心十足地向领袖们表达中国能够制造出原子弹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能力。钱三强接手原子弹研究项目后，主持了一系列原子弹关键技术的攻关。特别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超前布局，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还安排了对氢弹的探索，两方面并行不悖。当时很多人认为等原子弹成功了，再着手氢弹研究也不迟。但钱三强却坚持宜早不宜迟，为氢弹的研制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就在钱三强厉兵秣马、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组织“两弹”科技攻关之际，他也遭遇了不少麻烦，听到了一些杂音。让他深感矛盾和痛苦的是：一方面国家急需培养和安排有本事的人来担当重任，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被作为“白旗”来拔，三天两头地遭到敲打弄得一些年轻有为的人都不敢堂堂正正地看书写文搞科研，生怕一不小心被戴上“白专道路”“知识私有”等帽子。

1958年8月18日，这一天成为我国原子弹事业伟大征程的历史爆破点。当34岁的核物理专家邓稼先走近原子弹灵魂人物钱三强的办公桌前时，中华民族核工业发展将书写崭新的篇章。

“小邓，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钱三强看似有些漫不经心的话语，让正在手指间把玩着一支笔的邓稼先突然愣住了，原本斜靠在藤椅里的身体瞬间绷直。“大炮仗？”“大炮仗，原子弹！”邓稼先低着头喃喃自语，“我行吗？”钱三强微笑地望着他，眼中满是“我看好你”的期待神色。接着，钱三强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邓稼先。放大炮仗，搞原子弹，这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仅仅过了一会儿，邓稼先就语气坚定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接受原子弹研制的艰巨任务后，邓稼先的内心升腾起一股自豪感，能够为国家制造原子弹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可随之，铺天盖地的压力也朝他袭来。邓稼先很快远离公众视野，性格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他变成了一个成天痴心于那个“大炮仗”的人。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邓稼先没有停下步伐，又先后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一架永不疲劳的机器，一干就是28年，成为“两弹”的重要功臣。

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他的这段经历才开始被披露，人们对他赞叹不已。1987年11月17日，邓稼先的同窗好友杨振宁从纽约写信给钱三强，对他慧眼识人表示敬意。1990年杨振宁发表谈话道：“我也很佩服钱三强先生推荐的是邓稼先这个人去做原子弹的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很多呀，他为什么推荐邓稼先呢？我想，他当初有这个眼光，指派了邓稼先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做了一件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必须对邓稼先的个性、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有深切的了解，才会推荐他。而这个推荐是非常对的，与后来整个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工作的成功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探索氢弹的过程中，钱三强经过深思熟虑，决计为氢弹先行一步“点将”。他首先选定的“带头人”是黄祖洽。他告诉黄祖洽:“为了早日掌握氢弹理论和技术，我们要组织一个研究组，先行一步，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可行的结构进行探索研究。”钱三强还“知人善任”，大胆起用于敏。1959年后，所里一直组织批判于敏“知识私有”和“梦想一举成名”等个人主义思想。钱三强对此忧心忡忡。

1961年1月12日那天，大雪纷飞，钱三强请于敏到自己的办公室。于敏是原子能研究所中有名的“老运动员”，有严重的“道路”问题，让这样的人来参加此项工作，在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但钱三强力排众议，经报周总理特批调动于敏从事并参加领导我国氢弹原理探索研究工作。于敏没有辜负钱三强的希望，在艰苦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曾多次休克，与死神擦肩而过。事实清楚地证明，于敏在氢弹理论的开拓与奠定上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后来，于敏还担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挑起理论设计主要技术领头人和组织者的重任，主抓了二代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研制工作。1995年于敏《自述》称：“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氢弹试验成功，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核武器研究所从西藏军区调来一位主事的将军，但还缺少一位负责最后产品设计的业务领导，物色人选的任务又落到了钱三强头上。他在多位科学家之间作了比较后，郑重推荐了原子能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朱光亚，朱光亚果然不辱使命，对国家核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0年4月，钱三强为解决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问题，亲往约见钱学森，请其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钱学森先自荐：“我去。”钱三强说：“不成，五院那一摊离不开你。”于是，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并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钱三强亲自登门找郭永怀谈话。郭永怀表示：“这个工作虽然没有干过，但经过努力我想还是可以的。”次年，郭永怀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钱三强遇到困难时，周总理曾多次亲自出面协调，支持他的工作，由此得罪了一些人，遭到嫉妒与忌恨。对此，钱三强对周总理心存感激。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

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留影。

忍辱负重追梦想

在一个特殊年代，作为肩负核试验重任的科学家，钱三强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非议和磨难，遭受到数不清的委屈和打击。但他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从牛到爱”，一直追逐着心中的梦想。1958年后他挨了多次批判，心情很压抑。但对于不合理的事，哪怕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滚滚潮流，钱三强也始终保持着一位科学家的良知，不愿苟同。面对各种难题，他从不“打太极拳”，只要国家需要，总是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在“大跃进”时期，钱三强宁肯承受压力，坚持不盲目提高指标，因而被认为思想保守。

阴霾总会过去，阳光依旧灿烂。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对钱三强做出了公正评价：“在我和三强同志多年接触中，还感到他具有独特的个性：心热口直，刚正不阿。对人满腔热情,又具有爽朗的性格。因此，他和人谈话，在会议上发表意见，非常直率，内心有什么就说什么。他遇事独立思考，不赶表面潮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的这些优点，充分反映他的品德是高尚的。他始终保持正直学者的本色，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有时可能有点书生气，但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这是使我从内心油然产生一种感情，觉得他既可亲又可敬。”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成为继 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功成不居赤子心

1999年，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实至名归，当之无愧。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钱三强儿子钱思进告诉我：在父亲的心中，中国原子弹成功研制绝非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他自己的功劳，每个人都出了力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父亲曾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改革开放后，国内不少媒体采访钱三强，在报道他的成就和贡献时，多次有过把“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类形容词用于他的情况，但凡他审稿见到的统统删去了。他向作者解释：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这类的形容词，我们中国人还是多讲点集体主义好，多讲点默默无闻好。钱三强从不居功自傲，生活过得比普通人还要普通。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同志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的三层专家楼，经年累月，十分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去单位上下班，他都乘坐公共汽车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钱三强的简朴自律是出名的，他曾主动写报告请求停止享受每月100元的学部委员津贴：“院办公厅：我请你们将我的学部委员每月津贴一百元自四月起停发。关于此事，我已曾写信给张副院长。希望你们批准，并且通知有关部门执行。敬礼！钱三强1959年3月2日”功成不居赤子心，钱三强此举为国家尽可能减少经济负担。钱三强还提出尽快建立学位制度，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开展；他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想方设法去提升浙大的社会声望；担任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完成了在学术工作上争议很大、较为艰巨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这一件件大事，都对

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历史终将做出客观公正评价，让钱三强感到莫大欣慰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中特别肯定了他。邓小平指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这是党和人民给予钱三强的最高荣誉。钱三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兴奋不已地说道：中国科技大有希望了，他所蒙受的冤屈也一扫而尽。此时的钱三强依旧雄心勃勃，他想为中国科技事业再作贡献，然而不幸的是1992年6月28日午夜，他因心力衰竭而不幸逝世，这对中国科技发展事业是巨大的损失。

2012年端午，我代表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主持了钱三强、何泽慧骨灰及铜像在上海嘉定长安墓园的落成仪式。“国家非遗《钱氏家训》中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钱三强、何泽慧用自己辉煌的一生，诠释了人生的追求与价值，践行着祖先的遗训，立下盖世奇功，报效了国家，也成就了自己，乃中华民族之脊梁也。”这是我在仪式上说的肺腑之言，表达了我对两位杰出科学家的敬仰之情。

2023年7月20日写于海上长城大厦（图片来自网络，作者系武肃王三十七世孙，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兼职教授，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名誉会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