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颁发，黄宾虹为之撰文庆贺，并在家中接待记者，畅谈人民民主的理想。

“堕地得岁始”

清同治乙丑年正月初一子时，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开门炮仗声中，一位“受天知春迟，堕地得岁始”的男婴，在浙江金华城内铁岭头街呱呱坠地了。按西历计算，那是1865年1月27日，至今已经147年了。

这个男婴就是黄宾虹—不过这是成年后根据家乡村头的一座亭名自起的名字，父母因他在1岁之始的吉辰来到人世，非常高兴地给他起名元吉。这个吉利的名字日后曾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在他17岁返家乡歙县应院试时，因不避十世祖名讳，差点没让参加考试。为改名，乡吏甚至向他索贿。按族谱的班辈，父母给他起名懋质，后以质名，字朴存，一作朴人。这些名字表达了父母的人生价值观，希望儿子成为一个质朴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东南邹鲁”徽州

黄宾虹的故乡在安徽歙县潭渡村。 有黄山之奇、新安江之秀的徽州盆地，位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险阻天成，兵革少到。东晋北方士族南迁，给徽州带来儒风。到了南宋，文风日益繁盛，徽州人甚至以“东南邹鲁”标榜天下。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人口众庶。而狭小的盆地，“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这就逼使人们四出谋生。当时离开土地的谋生手段，只有手工业和商业。好在东晋北方士族南迁时，同时也带来了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到了明清，徽商资本财雄势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金融，以至于有了“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民谚。人们对徽商有个评价：“贾而好儒，贾儒结合”、“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商都是亦商亦儒的儒商，他们宗族观念浓厚，桑梓之情很重，往往把聚敛的大量财富转回故里，修祠堂，建园第，粉墙矗矗，鸳瓦鳞鳞，建造起一个个美丽的山村水庄。在这片“世外桃源“，徽商们“耕读传家”，搜尽海内珍籍名画，因而子弟中怡情于琴棋书画者大有人在。黄宾虹对乡邦文物之盛，向来引以自豪。他在与郑拙庐书中说：“歙县自宋、元、明迄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通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在《黄山画苑论略》中，黄宾虹指出：“新安古人名作，独于吴门、云间、娄东各派以外，自树标帜。良由藏庋丰富，得瞻精美；时多高人逸士，胜游名山，博览群籍，生当危乱，初无所用其力，退而一一寄之于画。”对于新亭称：‘新安画家，宗尚倪黄，以僧渐江开其先路。’余谓不然。有前乎渐师者，若元之程政、朱璟，明之郑千里（重）、丁南羽（云鹏）、詹东图（景风）、李周生（永昌）、程孟阳（嘉燧）、李长蘅（流芳），画法宋元，不名一家，隆庆、万历之间，流传真迹，要宗倪、黄为多。后乎渐师者，有程松门（鸣）、方小师（士庶）、罗两峰（聘）、家凤六公（吕），皆远法唐宋，近师文沈，取境高古，不斤斤于元人。当其同时，有汪乘槎（之瑞），追踪大痴；查二瞻（士标），晚学沙弥；孙疏林（逸），多仿宋元；与渐师称新安四家。”

“儒商门第”

黄宾虹的祖上是书香门第，明清 以来，出了不少文人、画家。从祖黄碧峰，善音律，工梓刻，精丹青，翎毛、花卉、人物、佛像，皆入妙品。现在潭渡村对岸七里者麓圣僧庵的佛像壁画，就是他的真迹。族祖黄白山，著作甚丰，有《字诂》、《义府》编入四库。白山之子黄吕，号凤六山人，幼承家学，学问渊博，诗书画印，人称四绝。歙西黄氏一门，画家辈出，知名者有黄柱、黄思成，黄椅、黄文吉、黄熙等。黄宾虹的父亲黄定华，从在小在金华经商，晚年弃商好儒，喜吟咏，兼写榜书，常画梅竹以自娱。他对长子黄宾虹的期望，就是读书上进，争个前程，荣宗耀祖。所以4岁教他识字，6岁延师授“四书”、“五经”，12岁聘名师教作诗，13岁命返歙应童子试—这也是黄宾虹第一次回故乡。

三十而立

黄宾虹的科举并不成功。这不是 因为他不够聪慧，也不是因为无名师点拨—里中翰林汪仲伊是他的业师，而是他志不在此，在《八十自叙》中，他说：“时庚子之祸方酝酿，郁郁归，退耕江南山乡水村间，垦荒近十年，成熟田数千亩。频年收获之利，计所得金，尽以购古今金石书画，悉心研究，考其优绌，无一日之间断。寒暑皆住楼，不与世俗往来。”30岁时，黄宾虹在《予向声明》中正式宣布：“及年三十，弃举业。”30岁，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至为关键的，孔子云：“三十而立”。黄宾虹在这一年立志诀别科举，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东南邹鲁”的徽州，却也是反潮流的壮举，说明他也接受了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对满清王朝不再抱幻想，而且有了新的人生目标。正像后来他给柳亚子的信中所说，凡是不甘做庸人的人，值此“邦之兀臬”、“世氛日嚣，人生靡乐”之时，“豪杰与有责焉耳”!30岁以后，在黄宾虹身上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迈出小楼，参与维新和革命，并积极进行社会活动，成为一名反清义士。

维新与革命

1895年，32岁的黄宾虹在歙县居 丧（前一年父亡）期间，闻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遂致函康、梁，表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同年夏天，与谭嗣同约会于贵池，畅论变法维新之事。贵池会后，黄宾虹在潭渡与武举人洪佩泉，武秀才汪佐臣设立教场，收徒练武，驰马击剑，骈辔谈兵，纵论国事，为反清做积极准备。光绪戊戌年(1898年)，变法失败，谭嗣同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噩耗传来，黄宾虹放声痛哭，并作挽诗，内有句云：“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

在歙县，黄宾虹曾两度被通缉而不得不离家逃亡。一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1899年)，被人以“维新派同谋者”的罪名密告省垣，幸事先闻讯，仓促出走，经杭州去上海，远遁河南开封。第二次是光绪丁未年(1907年)，黄宾虹在歙县与同盟会员许承尧、陈巢南、汪鞠友等人以纪念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为名而组织“黄社”，以研究诗文为名，宣传革命；并在自家屋后私铸铜币，筹措革命经费，被密告为“革命党人”。经朋友帮助，化装出逃上海。从此离开徽州，侨居沪上。    

在上海，黄宾虹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刊物，但他革命热情仍然不减，借编刊和讲学鼓吹新思想。1909年，进步社团南社成立，黄宾虹成为首批社友17人之一。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上海商团攻打沪南高昌庙军械局，黄宾虹担任外线传递工作。军械局攻下后，他手制大白旗高悬，庆祝上海光复。

然而奇怪的是，这位先是“维新派同谋者”，后是“革命党人”的黄宾虹，在过去的同志和战友于革命胜利后电召他赴皖共襄大事时，却坚定地谢绝不赴。是功成不居，还是急流勇退？

坚持雅操  抱道自高

黄宾虹毕竟是个文化人。他虽以 豪杰自命，却并无政治野心。他参与维新，奔走革命，既出于一片爱国至诚，也出于徽州文化所熏陶出来的人格倾向。

1933-1934年，黄宾虹（左二）游历四川，写生讲学，此为与四川美术界师生合影。左三为周稷，右一为吴一峰。

黄宾虹一直认为新安画派品格在虞山、娄东之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安诸家大多入清不仕，为了高尚其志而栖息林泉，挥毫拂素。“其人又多忠臣义士、孝悌狷介之伦，惩于世道污浊，政纪紊乱，不欲仕于其朝，甘退居于寂寞而惟林泉岩谷以自适，游览之暇，或写其胸中逸气，留传缣楮，不朽千古。”另外，黄氏家风，崇尚朴学，不尚空谈，又极为推崇颜李之学，注重道德践履。颜习斋对空洞无益、聊以自娱的“诗文书画”，斥之为“国家四蠹”。此语亦如警钟时时鸣响于黄宾虹耳边，惕励他要学文，先作人；要习画，先敦品。文艺如于世道人心无所补救，习它作甚？而思有所补救世道人心，则首先要做真豪杰；既令事有不成，世有不合，退而寄情书画，豪杰之志仍可化为鹬光异彩，照耀人心。可以说，黄宾虹30岁立志诀别科举而参与维新，一直到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其人格倾向的必然选择。此一人格倾向贯穿于黄宾虹的一生，也自然贯穿于他的画学思想。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后黄宾虹急流勇退而笃志艺文，专心绘事，一是他并没有看到革命带来理想社会，反而世氛日嚣；二是他觉得社会革命并没有解决文化危机，而他的观点是“治世以文”，人心之沉沦，亟须精神文明来拯救。他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时际颠危、贤才隐遁之时，同时也是造就艺术大家的时代：“艺术特出之人材，尤多造就于世运颠连之际。……今之学者，虽际时艰，宜加奋发。”“所愿诸同志，坚持雅操，抱道自高，慎勿以一时之弃取，萌其懈怠而堕厥功。士君子砥砺姱修，正可于错节盘根之下，因受磨砻而成大器。为国之光，其有豸乎！”

正是以这样的志气，黄宾虹困居沦陷的北平期间，不仅坚守了一个爱国画家的民族气节，而且砥砺姱修，十年面壁，终于“磨砻而成是器”，实现了他绘画上的伟大飞跃。

伏居燕市  成蛾化蝶

1937年，黄宾虹74岁，应邀赴北 平鉴定故宫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及北平艺专教授。不想遇七七事变，全家陷北平，不得南归。于是“伏居燕市，谢绝应酬，惟于故纸堆中，与蠧鱼争生活，书籍、金石、字画，竞日不释手” 就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样，黄宾虹自此题款皆不再用宾虹名，而皆署予向，直至l945年日本投降。予向之名本是他青年时常崇敬恽向(香山)而起的，后很少用。伏居北平，所住石驸马胡同后宅7号，画桌正好挤在北窗下，面对当街一堵墙，大有向壁而造、面壁十年的感觉。予向之名，在此又获一层新意，表达了黄宾虹卧薪尝胆、面壁苦参的决心。在歙县潭渡村老家，他本有一间画室，名“竹北簃”，现在他把自己在北平的画室起名“竹北移”，既寓怀念乡邦之意，又暗示竹虽北移，其节不改。在北平，黄宾虹又别号“蝶居士”，有深意在焉。黄宾虹在《画学之大旨》中曾说：“庄子云：‘栩栩然之蝶’。蝶之为蚁，继而化蛹，终而成蛾飞去，凡三时期。学画者师今人不若师古人，师古人不若师造化。师今人者，食叶之时代；师古人者，化蛹之时代；师造化者，由三眠三起，成蛾飞去之时代也。”由此可见，困居北平，固然失去许多自由，黄宾虹却准备着完成自己绘画生命的第三时代—成蛾化蝶飞去。的确，他离开上海举家迁居北平是作了长远打算的。他带来了历年游历的写生稿万余幅，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蜀游速写千余幅，准备“面壁十年，全力专攻绘画”。按现存画迹和著作来看，伏居北平的11年(1937～1948年），正是他著作最丰、作画最多的时期，也是他的绘画走向浑厚华滋、蔚成大家的时期，他的确成蛾化蝶，飞进了一个艺术的自由王国。尽管他的心经常在流血，他的生活清贫而艰难。

沦陷不仅仅表明领土被占。对于个人，它意味着在他律和自律的双重束缚下而不得不选择的心狱状态。在这种不断被诘之以“是苟活还是烈死”的生存窘境中，相对失去自由的身狱还是容易习惯的，而在被迫条件下自觉选择的心狱却时刻啮心如锯，它没有外伤的鲜血淋漓或白骨森森，那样反而痛快；它只有内伤，只有瘀血，只有积郁而成的病灶和癌变。人必须在一种装出来的平静状态下把自己的心锁起来，面对威胁，面对利诱，甚至面对友情而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所有的抗辩都只能发生在心底，真实的话语只独白在无声的深处。本来可以活得轰轰烈烈，而不得不选择道隐无名；本来可以嘻笑怒骂，而不得不忍气吞声；本来可以平常待人，而不得不特立矫行……。一切在正常状态下顺其自然而行的事，在沦陷状态下都须思前想后，步步设防。在正常状态下,为与不为本是自由，在沦陷状态下，不仅为的自由丧失，即使不为，也得虚与委蛇，精心推托。人心活得很累！抱着希望而绝望地活着，为了活着而锁心如狱—这就是人的沦陷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黄宾虹在北平沦陷区的八年心狱。那绝不是“清贫”二字可以概括的。

1939年，日本著名老画家中村不折和桥本关雪，委托画家荒木石亩来北平看望黄宾虹。荒木在西单同合居设宴招待北平画界同行。黄宾虹请学生石谷风转告荒木，虽与中村、桥本和荒木有20 多年书信往来之谊，但眼下中日交战，私人交情再好，也没有国家民族的事体大，宴会我不去，也不想见他。荒木听后，还是执意要见，石谷风只好回黄宾虹。黄宾虹无奈，特地写一张告示贴于门前：“黄宾虹因头疼病复发，遵医生所嘱需静养，概不会客，请予见谅。”第二天，荒木一身汉服来到黄宅求见，石谷风立于门前挡驾，手指告示示之。荒木见此，知黄宾虹志不可夺，心中感佩，向门内鞠躬而退。他请石谷风转交中村不折信函一封，邀请黄宾虹赴日举办画展，黄宾虹一笑置之。

1941年，北平文物研究会推举黄宾虹为美术馆馆长，婉辞不就。

1943年，北平艺专“辅佐官”伊京、黑田委托学校二位先生出面，为黄宾虹举办画展和80岁祝寿仪式，均被婉言谢绝。

在沦陷期间，他潜心研究有民族气节的遗民画家，孤独的心同他们一起共振。他深有感触地说：元代四家和明清之际四僧诸遗民画家，都是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所产生的。画家一生坎坷，玉成其艺，往往是民族悲剧的体现。

沦陷时期的北平画坛，倒是一点儿也不寂寞。公园画展，竟相斗胜，满堂红条，煞是热闹。春节厂甸，画棚相连，伪造劣品，泛滥一时。衮衮诸公，各立门户，广收门徒，党同伐异。混不知今世何世，昏天黑地混乾坤。这也是沦陷状态之一种，是放弃操守之后的苟活。这种软体动物的竞生技能，很多中国人极为擅长。但黄宾虹不能。于是他加倍的孤独，加倍的贫困。善意者劝他多画青绿山水，易售又扬名，他不为所动。同情者邀他办画展，怕他寂寂无名，他婉言谢绝。他不收门徒，不画商品画，执着地在浑厚华滋、黑密厚重的画风上探索。北平画坛的保守出乎黄宾虹意料。浅薄之辈常常嗤笑他的画为“黑墨一团的穷山水”。他不以为忤，反而对学生说：“我用积墨，意在墨中求层次，表现山川浑然之气，有人既以为墨黑一团。非人家不解，恐我的功力未到之故。积墨作画，实画道中的一个难关。”“墨法中的宿墨和渍墨是前人没有做到的一个难关，我正在下功夫去突破，要在不断变化中求其法备。因此，我的画三十年后才能为艺林所重。”当然，这种谦虚美德，只是面对旁人对其技法进行指责时才这样；而在总的艺术追求上，黄宾虹是极有原则且极自信的。以他思想的深邃，他知道“知希为贵”的至理；以他人品的端悫，他坚信“画以人重，艺由道崇”乃千古不磨之通则。他在画上题道：“古画宝贵，流传至今，以董、巨、二米为正宗，纯全内美，是作者品节、学问、胸襟、境遇，包涵甚广。如恽香山题画云：‘画须令寻常人痛骂，方是好画。’陈老莲每年终，展览平日所积画，邀人传观，若有人赞一好者，必即时裂去，以为人所共见之好，当非极品。此宋玉‘曲高和寡’，老子‘知希为贵’之意。”⑧对艺术的寂寞之道，黄宾虹已悟得很透：“古来画者，多重人品学问，不汲汲于名利；进德修业，明其道不计其功。虽其生平身安淡泊，寂寂无闻，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旷代之人，得瞻遗迹，望风怀想，景仰高山，往往改移俗化，不难而几于至道。”

长归湖山

1948年，85岁的黄宾虹终于离开 他认为“专制压迫之久，思想迟钝”的故都北平南返。在上海，在杭州，他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并应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之邀，担任教授，入居栖霞岭19号。在杭州美术界举行的欢迎茶会上，黄宾虹即席作题为《国画之民学》的讲演，把他毕生对艺术的思考，上升至专制与民主、君学与民学的理论层次，强调绘画的本质属于发挥个性、重在精神自由发展的“民学”，它不应该为专制和“君学”服务，也不应该以君学的整齐一律和表面的华美来要求绘画。中国绘画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民学的民族性，而不是君学的封建性。在耄耋之年，他终于将青壮年的反封建的革命实践同他的艺术理想通道为一，使他的一生“一以贯之”。

1953年，90岁的黄宾虹被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荣誉称号。继被聘为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因病未赴。仍坚持到美院讲学，并撰写对中国美术史和自己的绘画思想具有总结意义的长诗《画学篇》。

1955年3月25日凌晨3时30分，黄宾虹因胃癌不治逝世于杭州。弥留之际，呻吟中断续吟出：“何物羡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黄宾虹以非同寻常的道德毅力实现了父母的期望，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他92 岁漫长的一生。

海上著名金石学家

黄宾虹是以画家闻名于世的。实际上他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学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贯通六艺，文武兼备，进可以文治国，退可以艺修身，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君子，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学人。        

7岁时，黄宾虹开始读《说文解字》。对汉字，他有一种特殊的颖悟力，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一生同汉字渊源最深。11岁开始读族祖黄白山的《字诂》，并开始习篆刻，临邓石如篆印十余方。文字学的爱好培养了他对金石学的兴趣；金石学又使他对书法的认识和练习进入刚柔相济的境界；它们又共同奠定了黄宾虹绘画崇尚“内美”的士人情调。清末，黄宾虹即以治印名闻江南，其小传收入叶铭《广印人传》。他的画作上常钤的白文“虹庐”、“黄质宾虹”二印，笔意高超，刀法严谨，在不及方寸的印文中表现出深厚精醇的铁笔绝艺。其朱文“冰上飞鸿馆”、“黄山山中人”二印，配字工稳古拙，线条遒韧清刚。对清末出现的废弃中国文字的时议，黄宾虹力争疾辩，并由此而笃志保存中国文艺。1908年，黄宾虹以著名金石学家的身份赴上海参与编辑《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美术丛书》。他的篆刻是最早得到世人承认的，海宁王国维尤其推重。时金石学的兴趣，结果使他对中国绘画史的观察建立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也使他对中国画的变革信心有了牢固的基础。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黄宾虹收集到的古玺印已达2000余钮。他先后发表的金石学的文章和著作有《叙印谱》、《篆刻新论》、《增辑古印一隅缘起》、《古印谱谈》、《古玺用于陶器之文字》、《陶玺合证》、《古印概论》、《周秦印谈》、《龙凤印谈》、《古印文字证》等等，由于黄宾虹在古印的收藏和印学的研究上太有名气而被贼惦记，以至于1922年在上海发生了邻居失火而黄宅失印的怪事。

内力内美的书法

黄宾虹10岁在金华，向倪谦甫叩问 画法，不答。坚请，乃曰：“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这话成为黄宾虹谨记不忘的金科玉律。黄宾虹确信，书画同源，“画之道在书法中”。“欲明画法，先究书法。”他的书法学问极深，直追古玺文字，古匋文字，以至古籀秦篆，晋唐楷法，于各类书体无不深究其递变之迹，演化之态，从而深悟积点成线、一波三折的“太极笔法”，并积其平生所得，总为“平留圆重变”五笔系统。他的金文，时人评之为“真能得其神理者，舍先生外，更无他人；不惟并世所无，近数百年亦无有也”。王伯敏先生说：“他的一勾一勒，皆圆笔中锋，所画浑朴沉稳，无不得力于金文。”又说：“黄宾翁篆书，往往于走笔之时，出力又不出力，故能松动吐气；当在波磔巧变之时，毫端忽作警蛇游动态，故于转折遒劲处多有生趣。”黄宾虹青少年时期，在当时碑风影响之下，揣摹过很多不同风格的魏碑，且对帖学也非常用心。中年时期几乎每天抄书临池，狠攻行草。到40岁左右，其行草书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格局，笔意凝炼典雅。他那些信手写来的诗稿、文稿和信札，形若草草，都成佳构。当日也许不以为意，今日却成最富艺术意趣的书法妙品。黄宾虹对自己的书法造诣是很自信的。他曾对学生石谷风说：“我的书法胜于绘画。”他自己认为以书法入于画法，又以金石入于书法，已熔金石书画为一炉。墨一先生评黄宾虹的书法“确实是以神使气，全由自然中生出真力，果然是无功之功，无为而无不为”的内力内美之作，“其中最出色者，可谓一片化境，直可与天工比美，确是千古之绝唱”。

文献学与美术史的杰出贡献

作为学人，黄宾虹在文献学，尤 其是在中国绘画史的文献学上不仅有筚缕之功，而且业绩卓著。1962年在一次画史讨论会上，俞剑华说：“黄宾虹是绘画界的老前辈，也是绘画史这门学科研究的老前辈。”

l909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发表《梅花古衲传》，根据世不经见的《青岩集》中几篇有关新安画派大师弘仁的文章而写成。对这位他最崇敬的乡邦高僧画家，他用了数十年时间孜孜不倦地研究，最终写成《渐江大师事迹佚闻》，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弘仁生平及其艺术成就的著作。汪世清先生认为，《渐江大师事迹佚闻》开创了按历史人物整理文献资料的一种新的形式。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画微》，是一本简明中国绘画史。该书出版之时，中国绘画史的著作，除陈衡恪的《中国绘画史》早三年出版外，其余如余绍宋的《中国画学源流概观》、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等都还未问世。《古画微》虽篇幅不长，但处处从文人画的角度去阐述中国画的发展，着重谈士大夫在绘画上的作用，对中国绘画的文化属性揭示得相当充分，可以说是一部精当的文人画史。垢道人程邃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和诗人，到了近代，知道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少。1943年《中和月刊》第四卷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发表了黄宾虹所撰《垢道人佚事》及辑录之《垢道人遗著》。自程邃逝世二百多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对有关他的文献资料进行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1942年，黄宾虹协助弟子陆元同辑成《释石谿事迹汇编》并亲撰《叙言》。在这篇《叙言》中，他将清初三高僧渐江、石谿、石涛进行了对比：“渐江画由唐宋筑基，取神倪黄，意多简逸；石谿从元人入手，力追北宋，气尚遒炼。途径略异，而面目不同；其廉顽立懦，足以矫励时趋，初无二致。”“清湘雅近石谿，亦师玄宰，过于放纵，而神气高古，似逊石谿。”当时石涛之名如日中天，黄宾虹也不是不喜欢他，但从自己一贯的美学思想出发，他只能作此评价。这反映了黄宾虹坚持独立治学，决不人云亦云、曲阿时好的学人风范。黄宾虹其他有关美术史的著作，还有《论上古三代图画之本原》、《中国画史馨香录》、《鉴古名画论略》、《黄山画苑论略》、《近数十年画者评》、《中国山水画今昔之变迁》、《画学南北宗之辨析》、《庚辰降生之书画家》、《中国画学史大纲》、《江南系之黄山派》、《画学变迁》等等。

“不可仅以画史目之”

黄宾虹一生的最高成就是绘画，有人说他把“诗书印”、“文史哲”的修养全都融会进了他的绘画。这一评价是充实的。他以豪杰之气、学人之志、史家之眼、哲人之思、文人之慧、书家之笔，还有寿者之时，象求道那样循序渐进地完成着他的艺术使命。他以吃透整个传统的雄厚底蕴来回应欧风东渐的挑战，以“开门迎客”的心态，为中西绘画的结合找到了一个颇富学理的切点，从而极富自信地重建起中国画的主体地位。与此相应，他的绘画步入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就其所达到的境界而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黄宾虹经常说到他所崇仰的节义名公，虽然以画名世，却“有不可仅以画史目之者”，黄宾虹的一生，虽然最后以画家画上句号，但我们在阅读他那数以万计的书画作品时，也一定不可“仅以画史目之”。

黄宾虹篆书钧天大夏七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