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们虽然已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但是，至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才只有6600元，是韩国农民的34%，是日本农民的29%，是欧盟农民的20%，澳大利亚农民的7%。因为，城市化率偏低，农民人口比重过大，致使中国尚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银行存款虽然平均高达6.3万元，但仍有5.6亿人存款为零。为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推进农村的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实惠，走向共同富裕。”日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长任玉岭应邀出席首届乡村振兴与直播供应产业链高峰论坛并发表讲话。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战略思想家、书法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期间，二十多年来，他提出的建言之广，影响之大、形成政令之多，是绝无仅有的，被媒体称之为“国是高参”和“任玉岭现象”，并被媒体评为九位“总理高参”之一。“任玉岭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在于他身上浓缩了不少代表与委员的特点，第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第二，言论大胆、开放，又深具建设性。任玉岭是以坦诚建言，发群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而不断成为“两会”的焦点人物。自2005年媒体爆出“任玉岭现象”以来，星移斗转20年，他一如既往，每年都要走20—25个省市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因而“任玉岭现象”持续存在，而且不断发扬光大，光彩照人，庇荫天下，造福民众。
乡村振兴，之所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就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当今我们虽然已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但是，至今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才只有6600元，是韩国农民的34%，是日本农民的29%，是欧盟农民的20%，澳大利亚农民的7%。因为，城市化率偏低，农民人口比重过大，致使中国尚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银行存款虽然平均高达6.3万元，但仍有5.6亿人存款为零。为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推进农村的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实惠，走向共同富裕。
为了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保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能够通过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我们必须要抓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防止道路的走偏走邪，到头来又出现一堆新的难题。
乡村振兴的设计，要从今天的实际出发防止再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的道路。要改变对“小岗村包产到户，至高无上的评价”，避免继续发酵为农村的经营走向。
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路子是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共富目标的实现的，相反这会成为两极分化的推手。中金公司的最近调查指出，中国现有的440万亿元的私人资产中，有290万亿被0.33%富豪所占有，92%的人口拥有的社会财富总量不到全部财富的7%。这比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讲的世界上1%的富人占据着世界90%的财富，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事实说明，要走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富带后富是行不通的。
今天，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能不说“先富带后富”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体制内外的既得利益者，还在打着这面旗帜，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如不给予警惕，乡村振兴必将最终偏离共产党的初心，走向最后的难以收场。
为使乡村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健康推进，确保乡村振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好社会主义的共富道路，借此在今天这个千人大会上针对我的调研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乡村振兴要严防重点轻面，必须狠抓“全面振兴”。
朱镕基总理2003年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曾这样讲，过去的五年，我们一直是把三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的。2003年后胡锦涛任总书记的10年中，又强调了“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样加起来至少有15年的时间是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而且是年年有很多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到习近平任总书记时，还有9800万人仍处在赤贫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重中之重的十五年，大多重视的都是点上的工作，缺乏对待解决面上问题的真诚态度。
这次乡村振兴，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避免拉大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立足解决面上的问题，形成覆盖整个农村的伟大战略。过去很长时间内，是通过GDP论英雄，很多干部靠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走上高升之路的。很多农村的重中之重的形象工程都是靠市县乡三级的资金、人才、政策的投入支持和保证的。因此，很多点上的工作做的好上加好，富上加富，是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而到了面上的工作则常常是资金支持没有了，抓工作的人回城了，政策的支持淡化了。因此，面上的工作，常是数年过去了，江山依旧，面貌如初。为防止，广大乡村的振兴到头来只是点上致富，面上落空，我们必须要强调面上的振兴，要把资金人才和政策放到面上来，坚决克服曾经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的流毒和影响，使乡村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康壮前行。
（二）乡村振兴要狠抓反哺行动，真正做到“多予少取”。
2021年春天的全国政协常委大会上，我作为政协常委曾做过一个“农民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大问题”的大会发言，我认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对农村的“取多予少”造成的。后来的中央1号文件，推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应该说是受到了很大重视的。
任何地方的发展，都需要有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和推动。而我国农村的发展一直以来是欠缺资本的投入的。他们靠的是土地和劳力，低效率的生产劳动，再加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两个时段的剪刀差，造成农民手中，严重缺钱，。“有钱才能赚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民没有钱，就无法扩大再生产。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农民一亩地的庄稼，一年赚的钱只能买几盒烟，再加上要看病和扶持孩子上学，又造成农村仅有的一点货币，又流向城市。
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缩小城乡的巨大差距，十分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更多的资本和财富向农村转移，在农村支持下富起来的城市，有义务对农村进行反哺。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国家财政都应有偿或无偿的投入农村，真正做到对农村的多予少取，才是农村振兴的希望。
今天的国企、银行和国家财政收入已经是今非昔比，对支持农村发展已经具备了强大实力，应该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在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把乡村振兴作为初心，作为使命。加大对农村的反哺和投入。
现在有一些崇拜资本主义的学者、专家，动辄把这种以富济贫、推进共富的做法称为“杀富济贫”，企图阻挠中央的决策，阻挠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为此，我们必须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加强党的领导，弘扬斗争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14亿人民的基本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加大对农村的给予力度，使农村在强大的城市与国家的反哺中，走向振兴和崛起。
现在影响乡村振兴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干扰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第二个是国内国外的大公司资本的控农。
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它的出现，可以防止农村土地抛荒和确保粮食种植和稳产。正因如此，土地向种粮大户手里集中，得到了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的种粮大户集中的土地大多数还只有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上千亩的还是少数。为了把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中，确保粮食的稳产丰收，推进农业的科学化集约化种植和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是可以对种粮大户给予支持和关照的。
但是，土地过分的向种粮大户集中，也会导致两极分化。很多城市公司他们钱多、人多、势大、气粗，不惜用重金在农村聚集大片土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实际上夺走了农民致富的门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很多外国公司着眼于以资本换资源，正在或已经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包括在中国找代理人，大量投资农村，建设养殖基地和种植园，这不仅是对中国农业的严峻挑战，而且必将严重损害中国农民的权益和利益，会引发三农问题更突出，共同富裕更困难。
我曾经在山东调查过一个种葡萄的公司，他们圈定了农民的土地，让农民为他们种葡萄，被他们称为“公司+农户”，他们收购农民种出的葡萄向外销，卖出的价格1斤10元钱，而给农民的一斤只有6角钱。像这样的公司+农户在中国比比皆是，企业虽可大发其财，而农民仍无法致富。
基于此，为了保证乡村振兴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一定要对种粮大户和城市资本与外国资本发展种植业设置红绿灯。要及早出台具体管控政策，保护农民利益。
（四）大力发展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经济，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农村要发展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我国1953年就建起了初级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高级合作社。但因为操之过急和公社化后的浮夸风，1959年的困难时期，使合作化走上了不归路，并出现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后遗症。改革开放后，弘扬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对增加农民收入起过一定作用。但过分的肯定，却又出现了逆合作化的严重倾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既无力与市场对接，又无力吸纳和承受新的科学技术也堵塞了集约化的道路。
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国家星火计划”的总工程师，受命到国外调研和引进“一村一品”和“公司+农户”的经营体制，经多国考察后认知，凡是发展快速和农民普遍富裕的农村，都是农民以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料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搞的好的农村。日本、奥地利、韩国、以色列、加拿大基本如此。
农民入股的公司，一般是由若干农户选出一个董事，公司实行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推选董事长，并负责聘任总经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企业依需要和可能开展主业的经营，为各家各户提供信贷保险，增加流动资金，并为种养专业户提供良种、饲料、农药、农肥、防疫、医疗、人才培训等。公司本身还可依据资源条件，筹集资金，引进技术，发展产业，开拓市场，多种经营。公司赚的钱，农民股东人人有份，按比例分红。
这样不仅因公司的成立，解决了广大农户同市场对接的难题，而且农民随着自己的公司对服务业和产业的拓展，扩大了经营范围，壮大了生财门路，使农民过上了户户有洋房，家庭有存款的富裕生活。我们的乡村振兴，只有大力发展这种惠及广大农民的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我们的农村才能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共同富裕。
“无工不富”，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直至现在，先后调查了数千起国内外大批农村致富的道路和经验。奥地利、日本、韩国、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有很多农村的致富都是走了发展农村产业的道路，国内的浙江横店、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等，也无一不是靠发展产业实现崛起和走向共同富裕的。
我同华西村、横店和南街村的吴仁宝、徐文荣、王宏斌都有过多次接触，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有着老共产党员公而忘私的“无我”情怀和造福村民的决心。吴仁宝从上世纪70年代就狠抓五金制造业，改革开放后又搞起了纺织业、钢铁业、化工业，没有这些产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村。徐文荣，王宏斌，在推动横店与南街村的发展时，也都是由产业起步，逐渐走向富裕的。在产业带动乡村发展方面，河南省的长垣县也是一个典型。长垣是农业产区，资源匮乏，交通不便，但后来在河南省105县中经济发展排第一名。我去那里做过三次调研，长垣的最大特点，就是产业带动，起重机产业和卫生辅材产业的大发展，把这个纯农业的粮食生产县带到了河南经济第一县。
日本札幌东北方向的一些农村，因那里天气寒冷，土地仅能种土豆，百姓日子很艰苦。但是他们后来组织了起来，找资金办产业，把土豆加工成淀粉和炸薯条，卖到东京和外地，赢得了第一桶金，以后又把淀粉做成食用葡萄糖和医用葡萄糖，从而走向了致富路。我去那里考察时，已是家家有洋房，户户有存款。村里还办起了生物技术研究所，水培网纹瓜，西红柿，搞的红红火火。
为此，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要抓产业带动，除了种养业、加工业、运输业外，还可大力发展食品饮料业和旅游业等，而所有这些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扶植，更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以促进技术开发、营销和管理。
总之，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衷心祝愿乡村振兴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圆满成功。
资料来源：国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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