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通称“文房四宝”。传统的文人拥有精良的“四宝”，是人生乐事。

时下，毛笔书写逐渐在日常生活中隐退，社会上对“文房四宝”的观念也起了变化。练习书法的人以墨汁代墨，当然前者比后者简便。我到过一些书画家的工作室，有墨汁，却没有墨。取消了墨锭，中国书画特有的“墨分五色”的审美趣味肯定会降低。“执笔如壮士，磨墨如病夫”的感觉，还有“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体悟等，都大为消减。

墨被弃置；砚，理所当然也就被冷落了。砚台一向被视为“文房四宝”中最具工艺性与收藏价值的今日收集砚台者，当更注重它的鉴藏而非实用性的品格了。

工具改进，求便利，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并且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进步。钢笔取代毛笔，甚至“无笔办公”“无纸出版”，不是走得更远吗？谁说不是进步？

我们不必因科学发达而大发思古之幽情。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我们在获得“进步”的同时，何尝没有失落？单就墨汁代墨锭这件很小的事来说，会不会也在不知不觉中助长着浮躁与急功近利的时风？我这样想，有人会嗤笑太“迂”！确实，我所想的小而又小，无关宏旨，不过，也固执地自认为想到了生活里的“深层”。

老友高兰祥，还有他的夫人孟桂兰，兰桂齐芳，伉俪情深，退休之后，热心收藏，单是铜墨盒就有三百之数（这使我想起因“三百石印”自称“富翁”的齐白石），从中选出一百七十余方，编为一集，自娱娱人，堪称雅事、乐事。

铜墨盒，兼具砚与墨的功能。我在小学、中学时代，同学中拥有铜墨盒者是有点教人欣羡的。盒子如果工艺水平高，字画精美，那么同学就会围过来观赏把玩，形成一道风景线。盒里的墨汁，那时候都靠手磨，然后注进去的。铜盒封闭，存放久了，就生异味；还有贮墨汁的丝绵也要精心制作，不然不便舐笔。我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位可敬的国文老师（他的名字叫季轶常，崇明岛人），评点作文特别认真，遇到有的同学作文卷子墨发异味，便大声呵斥。原来，有的同学贪图省事一次磨好大量墨汁，分批使用，于是墨就变了味。老师的呵斥，是针对同学的“偷懒”行为，按老师的训导，砚台每次用毕，都要用清水洗净，磨墨更要用清水在窗明几净下从事；宁肯节约零花钱，也要买较好的墨，不能以劣质产品顶替（那时市场上标明“曹素功”“胡开文”的墨都是冒牌，我在少年时代曾长久地误以为这两家的墨最劣。这里顺便记下以见假冒伪劣贻害之深）。后来，每次回忆季老师的呵责声，总觉得他对我的教导已经超出“用墨”这件小事。

铜墨盒的使用也有其“弊”，所以大多数同学还是在书包里装上砚台和墨锭。但是铜墨盒仍不失为种“新型”的工具，虽然无关宏旨。

至少在今后，恐怕再也不会生产铜墨盒这类玩意了吧！高兰祥是一位有心人，20世纪70年代，我们共事五年，他用功笃实，乐于助人，远超出一般的行政干部；他挚爱艺术同他的人生态度相一致。他喜好收藏，重在美学欣赏、艺术研究。据高兰祥见告，铜墨盒的起始当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照此，最多不过风行两百来年吧！我们无妨把它看成“文房四宝”中一个小小的异类。欣赏它，如果有比较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有比较高的书画鉴赏水平，那么可能会生发许多联想，乐此不疲。高兰祥的收藏中还有几件蒙古族和藏族的墨盒，令人想到马背上的生活，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琳琅佩饰。

至于顶冒某某名人之作，我一向是不以为然的。只要作品好，何必冒名？名人作品又怎会随处皆是？对此，我看作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劣点，由此窥见我们民族心理中病弱的一面。

高兰祥同志嘱序，昨天进入构想。今日早上提笔，却有一个阴影在我脑海中不肯离去。原来昨晚寝前读报，见整整一版刊登大小不一、变了形的名画《蒙娜丽莎》，每幅《蒙娜丽莎》像上，一律添加蓝色圆形眼镜，胡子上翘。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入眠，直到现在握笔，还在搅乱我的思绪。在西方，亵渎《蒙娜丽莎》和其他名画的把戏早已有之，可是，我们时下的文化，难道竟已下滑到如此？我们还嫌不够？

这件事与本文不属同一题目，却不得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