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

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史，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能清晰地看到诸多优秀、深邃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和精神滋养贯穿其中，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诸多启示。

其一是中和。这概括了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特别是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人与人的和谐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照顾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的协调发展；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协调，重点在于通过实践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华文明中关于中和的观念，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其二是包容。“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吸收、融合。汉族和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明的历史证明，文明的发展需要包容，唯包容才能百川汇海，唯包容才能不断壮大。文明鼎盛的战国时代，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争辩；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使出身庶族的士人进入仕途，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其三是开明。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三是举贤授能；四是以法为准。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都是比较开明的盛世。人民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体力量。以唐代为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其四是革新。中华文明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其五是开放。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向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的迅速出现，也让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至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中华民族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我相信，上述各点对今日之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必能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当今世界上的形象，必将在世界未来的文明进程中再现自己的辉煌！

冯远：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在今天的发展，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依靠自身动力新陈代谢，革故鼎新，谋求发展；二是积极进取，对外开放，吸收包容中外优长，以达到创新发展的目标。传承文化的方式，也不外是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完整地保护传统文化生态，以文献档案的方式作用于当下；二是有选择地汲取阐发，与当代文化相融以传续发展。中华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其在今天的繁荣发展，其中，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造发展并形成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着丰富的智慧和优秀的精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尤其是在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行为操守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民族特色，追求时代精神，主动吸收他人成功的文化经验成果，发展现代科技，创造现代文化形式，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而不同、既合作又竞争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之路成为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遭遇的挑战和困难几乎是全方位的，但是中国走出了一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现代化建设之路，在国际上树立起全新的大国形象，这正是得益于中国的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勇气和底气，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所取得的成果。“转化”是在已有基础上做出顺应时代的变革与完善，“创造性”则是在前人没有的条件下从无到有的新创新建；“发展”是在既有基础上的向前开发拓展延伸，而“创新性”是在旧有基础上新的发现、发明、创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正是需要在前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创新思想理论，创新价值观念，并通过理论成果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教化国人，进而确立并形成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文化理念。

中华民族在历尽百年屈辱之后痛彻意识到：只有国力强，文化才能强；文化强，国力则更强的深刻道理。我们的任务艰巨而繁重：转变发展模式，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物质富裕、文化水平提升的成果，增强国人文化需求的意识和文化消费能力是基础；进一步完善国民教育服务体系和思想道德教化，统合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提升国民人文素质、文化修养、行为养成、艺术鉴赏水平和完善文化基础设施是前提；整理挖掘国粹、研究阐释新义，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自信意识是要务；不懈努力，不断推出和积累真正具有世界水准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和文艺作品，鼓励艺术大胆创新实验是核心；增强文化传播能力，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人文交流方式，提升高端文化对话的参与和发声意识是重要的举措。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为中国的伟大变革与复兴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动力支撑。

陈祖武：循序渐进，为而不争

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前，认真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和阐发其间的思想道德资源，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是我们推进文化建设，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应当去努力做好的一件大事。

中华传统美德之中，有一种可贵的思想，叫作循序渐进。这一思想发端于《老子》，书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段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皆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主张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集诸家之说而加改造，乃化为己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发展到南宋，再经朱子的创造性总结，遂成“循序而渐进”的至理名言。

为而不争，是蕴含于中华传统美德之中的又一可贵思想。若究其渊源，这一思想同样可以追溯至《老子》。该书最末一章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里说的“不争”，以“为”作前提。所谓“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前引“为人”“与人”，即有利他人、给予他人。第二层则是该书二十二章所言四个“不自”，即“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就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做有利于他人的事，也要把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先做好，这才叫作“为而不争”。孔子也主张“君子无所争”，只是讲法略异于老子，说的是“矜而不争”。也就是说，不争的前提是“矜”。同一个“矜”字，老子作夸饰、尊大用，主张“不自矜”，孔子则作庄敬持己用，虽讲法各异，但同样皆从严格律己出发。唯其如此，也就有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弘扬先贤思想，孟子才会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古往今来，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思想，有若春雨润物，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先人。然而近若干年来，这样的思想被我们的一些同志渐渐淡忘了。急功近利、追逐金钱的坏习气，蔓延滋长，无孔不入。结果，无序竞争，损人利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为了谋求一己之私利，竟然践踏道德底线，损害国家、民族利益。长此以往，势必导致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和民族文化素质的下降。有鉴于此，亡羊而补牢，从当前社会风气的实际出发，我们有必要多讲一讲循序渐进、为而不争的道理，若能以之为座右铭，则善莫大焉！

刘梦溪：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

真正带有恒定性的文化精神价值，都是稳定的、恒久的。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但是在表述上，在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彼此可以互相阐释。

中国是“文明体”国家，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本体的一些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今天，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理想，希望世界大同。究竟能不能实现大同，我相信那是很遥远的事。但这个世界既然产生了那么多的纷争，最后透过纷争走向和解，从而达至大同，不是没有可能。

20世纪是一个纷争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人类还会蒙受那么多的灾难吗？人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这个世界走向和解？中国文化里面“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认识人类自己可能找到解决之道。当然也不是一味跟人家讲和，都欺负上来了，打到门上来了，中国人也是有勇气，有智慧，战胜那些残暴的势力。但是我们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一些，应该更和谐一些，应该有话好好说。战争常常是不智的表现，战争不是人类问题的最后解决之道。

中国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在近代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一言难尽，在我看来，其实落后不落后，主要在于肯不肯学习他人的长处。

中国落后的根子在清代。我的老师戴逸先生是清史专家，他对清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比较高。清代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清代在版图建构方面贡献巨大，清代中叶经济发展，规模当时世界一流。但是在康熙末年以后的清代中叶，中国关闭了跟西方交通的大门，这个对中国损失极大。直到后来人家打来了，我们的大门被撬开，狼狈不堪。

近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条英明智慧之路。但文化的精神建设比之经济的发展，显然比较滞后。当代文化建设少不了传统资源的补充。我今天讲的这些价值理念是当代价值建构的必要组成。可是精神价值的建构是一个长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这是一个大战略，不是一个小技巧。需要从小就有这个训练，这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道德依据。

因此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应该开国学课。对国学的概念，20世纪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经没有传下来，现有“五经”。“六经”的文字经过孔子删订，汉代重新整理，形成可靠的定本。这个定本在中国差不多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公私学校教学的基本教材。

“六经”为什么重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论语》《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只不过孔子的表述，是把“六经”的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阅读理解。所以今天学习“六经”，学习国学，应该从《论语》开始。事实上，只有把国学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经典“六艺之学”，才能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历来的教育，都非常重视价值教育。你看韩愈的《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但是百年以来现代教育体制形成以后，丢失了传道的内容，教师只教书，不再育人。过去中国的教育系统很独特，不仅学校、书院传道，家庭这个系统也是传道的渠道。另外所有的官员都负有“教民”和“传道”的职责。有的官员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地区，会带来新的知识，就像苏东坡到海南，带去很多种植和饮食的知识一样。但我们现代教育在这一方面反而有缺失了。所以我主张通过开国学课，补充上价值教育这一课。但这个过程会很长，不是十几年、几十年的事情，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的事情。

我的期待是，经过长期熏陶，循序渐进，包括敬、诚、信、恕、和、耻等在内的这些“六经”的基本价值伦理，能够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陈来：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在关联。

第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以赛亚·伯林指出民族主义力量强大，当其与其他意识形态所支持的运动发生矛盾时，民族主义都会胜出。照伯林所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性、地方性是一种欠发达状态非理性的抗争，将会被淘汰。马克思伟大体系的主要弱点即是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性质及低估了它的作用。伯林很重视共产主义者赫斯，赫斯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谴责世界主义对人类真实历史差别的抹杀，反对黑格尔在历史性民族和衰败民族之间做的区分，并认为国际主义对民族运动不是消灭，而是团结。伯林以此例意在说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结合，而马克思对民族主义的忽视应改变。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和民族文化对立，而应结合。

第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伯林民族主义的主旨是强调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其观点是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与文化民族主义结合或妥协；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念不能支持文化民族主义。伯林认为促成人类繁荣的关键非政治自由，而是人们在共同文化传统中的成员地位。民族身份对各种社会建制中的个人都有意义，民族情感对各种社会政治团结都很重要，共同文化的认同对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都是必要的，共同的民族文化是各种社会赖以成立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伯林这些思想有针对性，则其针对的是当代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三大思潮中另外两支承认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所以伯林说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对包含自由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都有意义，这是一般自由主义立场所忽视的。

第三，民族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民族性立场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中国主体性更为突出，立足点和基础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所以新时期各理论的提法都应转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映中国社会的要求、适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需要。对待儒家文化及其价值，须在思想上以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为中心，明确认识到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三是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自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要求。

杨力舟：学习文史知识，提高执政能力

纵观百年以来，我国的老一辈革命家、知识分子、科学家、教育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史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故而情操高尚、审美能力也很强。自20世纪中叶以后至今的一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国学常识、文史知识、传统美学诸方面的基础薄弱，显现出文化底蕴的欠缺。我以为不论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还是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宏图、塑造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增加骨气和底气都大有裨益。积蓄智能，催生精神动力必有实际效应。

最近我对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的问题有所思考。由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全国各地几乎都兴起大拆大建之风。其目的和用意是好的。有成绩，也出现偏差，遭到学界和民众的非议和批评。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不重视历史文脉的传承。轻视文物保护，在拆旧建新时，一次次地人为毁损历史遗存。有不少地区不顾千年文化发展的人文轨迹，也不考虑它们对现代人审美的孕育与熏陶作用，文物不可再生的悲剧时有发生。我们常常听到“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成为失误的根源。平心而论，很多廉洁的有开创精神敢想敢干的好干部，也难免干出那样的蠢事。究其原因，委实在于领导干部（也包括相当多的专业人员）缺乏文史知识，缺乏审美眼光。只图眼前，忘却历史的寻根。城市改造和新兴发展，很多地方都在建造水泥森林。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奇形怪状，引潮流之先。中小型城市的楼层随城市级别依次降低，但造型雷同，既没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建筑在新时代的创新体系，也没有各地方城市的独特风貌。地域特色和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缺失文脉的强化，相反，在现代化的涵盖下，和国外的城市走向趋同，城市建筑的审美价值匮乏。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乡镇民居的建筑设计与形式法则，以及建造技能，都有十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直接影响到日本及亚洲各国的建筑风格。在20世纪中叶的海峡两岸，曾有一系列重大建筑都奔向民族化的现代性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如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北京火车东站、农展馆、中国美术馆、友谊宾馆、华侨饭店等等，台湾的大剧院、圆山大饭店、台北故宫建筑群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建筑风格传承的典范。从学术上讲是成功地以古鉴今的创新，从政治上讲，两岸的领导与民众追随中华民族精神共同追求的物化象征。这样的建筑群所包含的民族艺术元素、环境之美，不断地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萌发着民族生存之根。它们的潜移默化的审美观念与情趣陶冶一代一代人的心灵。这是历史的经验，又是现实的存在，难道不应该正视和珍惜吗？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们民族化的审美理想还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鲜明吗？说到底，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考验着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修养、文史知识、审美眼光和执政能力。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掌握着权力，决定成败。执政者、决策者，他们的举措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们的爱好和审美取舍，直接影响着城市建设、环境美化的水平以及人民美好的生活。所以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从以学益智、以学修身，提高文史学养和审美能力，滋养高尚情操，用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创造新的辉煌，实为希望之情殷切，意愿之心真诚。让我们大家都以实际行动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吧。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有删减